然而，我对他进行选择的权衡过程也不免生出一些疑惑。比如他说：美国虽然富有，有许多享受，但考虑到自己已不算年轻、个性不宜经商等等，不大可能有钱又有闲，这些享受也就等于不存在。这当然不错。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不少在电视等媒体里大加渲染的享受确实只起干吊胃口的作用，这些人未必有樊先生冷静，所以对他们来说比“不存在”还坏，因为会滋生不满，败坏心情。但他的论证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各种可望不可即的“享受”本质上是好的，是值得羡慕的，如果有可能就应该争取；即使回到中国，也应努力使生活达到准美国的水平(包括购买一辆私人汽车)。这个“公理”是否成立恐怕还值得推敲。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有它成功的地方，但也有它带来的许多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包括它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消费、过度商业化和对人际关系的破坏等等。美国的今日当真可作第三世界未来的榜样么？此怀疑之一。
此外，人们在进行选择时，除了个人的具体物质利益以外，是否也应该并必然会涉及其他因素？我有些朋友在谈到他们为什么回国时也唱“低调”，说不好找工作啦，吃不惯洋人的饭啦。但了解他们的人都明白这些不是全部的原因，甚至未必是主要原因。我想对樊纲来说也是如此。他在国内的感受减去住房汽车等等物质条件造成的愉快和不愉快，肯定还有个不小的余数。我想这是个不该忽视的余数吧？
与此相关，人的幸福是否能真能“核算”也大可存疑。如果樊先生对自己的那一番权衡考虑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偶然闪现的自我调侃更彩浓墨重一些，人们或许会认为他是半开玩笑地对待这个话题。但就目前的行文，给人的总的感觉是他似乎在认真地推广自己的经验。我孤陋寡闻，只知道英国的功利主义者边沁曾提出过计算幸福，然而连他强调的也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不全然是个人利益的加减乘除。后来约·斯·穆勒有意识地较多地关心文化和诗歌，就是想匡正“计算”的弊端——这位自幼深受边沁哲学浸育的思想家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精神危机，几乎濒临精神崩溃，于是重新考虑了这种种问题。我不知道近年里是否有哪位伟大经济学家或哲学家在这方面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倒愿意以此就教于高明。
也许我对樊纲先生的想法断章取义了，希望他来指正。
(《求解命运的方程》，樊纲著，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版，4.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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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