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期间，有好几次，人们好奇地问莫里斯教授，他是什么时候得知自己获诺贝尔奖的。他回答说，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上午十一点正，也就是瑞典时间中午十二点。据说，诺贝尔委员会总是在这个时间打电话通知，即使获奖人在美国加州，正在熟睡当中。当时他在办公室接到从瑞典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是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之一。一开始，他不相信，以为是有人同他开玩笑，因为过去确实有人被开过这样的玩笑。只是当瑞典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内他所认识的一位经济学家直接同他说话时，他才相信，自己真的是获奖了。
我曾问过莫里斯教授是否曾想到过自己会得诺贝尔奖？他笑着回答：可以说，没想过。他说，很长时间，他就认为MIT的Peter Diamond教授应该得诺贝尔奖。当然，因为Diamond教授的许多研究是与他合作完成，他也想过，如果Diamond获奖，他或许会跟着沾光。事情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发生，不过他仍然认为，Diamond在未来仍然有希望获奖。
不过，莫里斯教授提到，当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Edmund S.Phelps在看到他一九七一年所得税文章的初稿时，就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得诺贝尔奖。当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刚刚建立。另外，有几次他到一些大学演讲时，主持人在介绍他时，说这可能是未来诺贝尔奖的得主。不过，他说，戴过这种高帽子的恐怕不下一百人，谁也不会认真的。
我曾问他，有没有人把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说，自然科学界有，但经济学界大概没有。
有一次，在谈到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系时，他说到，今年三月，他在波兰给数学家作了一次学术报告，主持人在介绍他时说，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家的份，不过，数学家已找到了摘取诺贝尔桂冠的途径，那就是把自己变成经济学家。我开玩笑地问他，那你从数学转向经济学时，是不是想到要得诺贝尔奖呢？他回答说，那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呢！
我还曾和莫里斯教授讨论过评奖的权威性问题。我告诉他，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奖，但评奖委员会的人并没有激励说真话，所以好多奖都没有权威性。他说，要让评委们说真话，首先得公众对什么是好的成果有一个评价标准，这就涉及科学规范问题。如果大家的评价标准基本一致，评委不说真话，奖的权威没有了，评委的威信也就没有了；相反，如果大家的评价标准相差很大，评委的自主权就大了，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当然，诺贝尔奖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如对文学奖的争议有时很大，这就是因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并不如自然科学那样一致，同样的作品，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在自然科学上是不可能的。经济学还没有自然科学那么标准，但比起文学来说要好得多。
今年元月二十九日，莫里斯教授过去的学生在伦敦经济学院为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举行了一次纪念性的学术报告。出席这次报告会的有近二百人，当然不一定全是他直接指导过的学生，也不是所有他的学生都出席了。据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院长、现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Tony Atkison教授的统计，莫里斯教授“认可的”(recognized)学生共有七十多位，这当然不包括那些只是听过他的课的人。在这次报告会上，我惊讶地发现，许多我过去知道的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原来曾是他的学生，包括Tony Atkison，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现任欧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Nicholas Stern，剑桥大学教授P.Dasgupta这样一些早已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我原来知道的他的学生只有如John Vic-kers，H.Shin，Christopher Harris等这样年轻的著名经济学者。
作为一位导师，莫里斯教授堪称楷模。Nicholas Stern在报告会上的发言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Stern说：“作为老师，Jim(詹姆斯的昵称，他的学生和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很特别。他每周见你一次；他期望你写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他读你写的东西；他对你下一步干什么有很好的建议。他假定你知道布朗运动，测度理论，变分法，动态替代定理及其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知道边沁，卢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知道印度的历史，好吃的东西，严肃音乐，等等。在你开始作他的Ph.D学生几天之内，他会邀请你到他充满温暖和友好的家作客。我记得，在我做他的学生的早期，他问我是不是钱不够花，他有流动资金，可以帮我度过困难。对一个博士生导师来说，这是非常严肃而特别的行为。当然，那是我做Ph.D的唯一经历；我曾以为，所有导师都会像他一样。如你们知道的，并非如此。”
一九八二年，莫里斯教授曾被Warwick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在那个场合，Nicholas Stern讲过如下一段话：“作过詹姆斯·莫里斯的学生的人，没有人能忘记自己的这段经历。当你向他陈述一个半生不熟的、不重要的观点时，他会皱眉；另一方面，他会鼓励你追求新的思想并用清晰和严密的方式表述它。他慷慨地把自己的时间和思想给予学生，他能敏锐地告诉你什么是有意思的问题，结果可能在哪里，他有着广泛的兴趣，这一切使得他成为激励数代学生的最好源泉。他的不少学生，许多他的学生的学生，尽管还年轻，已在欧洲、北美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的著名大学担任首席教授的职位。”今天，这个级数已扩展到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或许更远。
四月十一日下午，莫里斯教授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师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座谈。座谈会上，一位学生问他，凭他三十多年的教书和研究工作的经验，他认为如何才能学好经济学，作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教授回答说，重要的当然是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具体来说，第一，要学好数学，没有好的数学训练是很难学好经济学的；第二，要掌握好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第三，要选择正确的问题去研究，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错误的问题上；第四，还要选择一位好导师。
最近，美国报纸上曾登过John Cassidy的一篇长文：“经济学的衰落”。这篇文章对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在欧美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反响。我问莫里斯教授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他说，他当然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可惜作者虽在文中提到他，但并没有采访他，他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数学是一种逻辑严密的分析工具，使用数学，至少可以保证理论不出现逻辑错误，至于是不是能发展出好的理论，那就看你的本事了。过去好多经济学家，写出好多书，人们要花时间读，但后来用数学一检验，发现不少东西是错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又得花时间纠正这些错误。
莫里斯教授的学生都知道，他是特别强调选题的。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从研究经济增长开始，顺藤摸瓜，找到了信息不对称和激励这两个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许多当年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都走进了死胡同。在中国期间，他又多次与我谈到选题的重要性。有一次，他说，当然，即使对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也并不总能选择好的题目，希克斯后来选择一些题目价值就不大，至少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大。
莫里斯教授总是告诫他的学生，搞研究，要想大的，干小的：要选择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然后分解出这些问题中最本质的东西，找出基本结构，给出确定的结论。我理解，莫里斯教授说的“想大的，干小的”与胡适先生讲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意思差不多。圈内人都说，这样的方法由他自己实践，就是最好的经济学。
在商务印书馆为《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汪丁丁博士请莫里斯教授预测一下今后五十年内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莫里斯教授说，预测五年都很困难，更不用说预测五十年了。不过，他说，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专业化。未来，每个人只能专业于某个很小的领域，不可能研究很多问题，像亚当·斯密这样的人不会再有。当然，“big thinker”还是需要的，是有用的，尽管不会像过去那么受到人们的尊重。
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夸夸其谈的人在饭桌上与莫里斯教授海阔天空地谈个不休，俨然是一位“大哲学家”派头。我后来对莫里斯教授讲，我不太喜欢这个人。莫里斯教授说，他理解，因为那人是“big thinker”，而我只是一个“small thinker”；small thinker一般都不喜欢big thinker。
我在想，中国经济学界，是不是big thinker太多，而small thinker太少？
张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