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一九九七年五、六月号刊载了贺跃夫的文章，对英文专著《上海青帮政治与有组织犯罪，1919——1937》作了评介。
此书认为，青帮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遗留物，它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上海，是构成上海“近代”特征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青帮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揭示上海青帮发迹的关键，也是此书的主线。
上海中外杂处的独特政治结构特别适宜于青帮的生存和繁衍。租界和华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家政权体制，即殖民地政权和正在走向近代化的国民党政权。二者均有自己的局限，因此都寻求将城内的其他权力小心地吸纳进来，以扩大自身的政治资源。二十年代末以前，青帮主要与租界当局合作，而在此以后，则逐渐与国民党政权融为一体。
为了管理和控制日益增多的华人人口，从十九世纪后期起，租界的殖民当局就招纳帮会分子为警察。这些帮会分子一方面协助租界当局统治华人人口，另一方面也在租界官方的默许下，继续从事非法勾当。青帮头子和捕探头目，经常是同一个人。这种“暴力买办”的角色，使青帮在租界的殖民地权力结构中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势力借机迅速扩大。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上海社会动荡不安，法租界求助武装青帮的力量维护租界秩序。青帮首领在法租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取代资产阶级名流而开始跻身于其政治权力的核心。
一九三二年，杜月笙失去在租界的官方地位，迫使他寻求同南京政府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蒋介石政权因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导致党内政争加剧，政治危机严重。为修复因危机对政权合法性的摧毁，恢复统治权威，蒋介石对其政府进行重组，并部分地采取了国家组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的意识形态。杜月笙等青帮头目成功地适应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政权重组，成为国民党新的组合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一九三四年后，杜成为上海资产阶级名流社团上海市民公会的会长，并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主席，俨然以上海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居，这种身份也使他能在协调国家政权与上海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发挥政治作用。
此书的作者认为，城市中国的变革进程是复杂的，它不仅促进了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而且也目睹了一些旧的社会组织以新的形式重构，它们在很多情况下与正在兴旺发达的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互动，并影响到新出现的城市“近代”社会类型。他进一步指出，上海青帮与意大利黑手党及美、日、印尼等国的黑帮均有不少相同之处，可以视为是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本文作者最后问道，在中国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有组织犯罪也日趋严重的今天，黑帮现象是否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呢？
《天朝沙场》
今年第二期的《建筑师》杂志发表了朱剑飞的同题文章，副题为“清故宫及北京的政治空间构成纲要”。文章认为，在传统的建筑史研究和人类学、汉学领域的研究中，社会政治运作和建造形式之间的唯一关联只是象征性。文章力图把研究植根在社会历史环境中，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角度，揭示出建造形式与朝廷的社会运作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空间(不仅指建造空间，也指行动空间)和社会实践的动态变化。
文章在提出了“空间的连续性”和与之相反的空间片段两个概念后指出，通过封闭达到的片段性，在本质上与人体、个人生活、在暴力冲突中的生存，以及一般性的保守倾向的社会活动相关；而通过开放达到的空间的连续体与思想、机构、颠覆以及创新、革命性的社会活动相关。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常规政治实践”(宦官、后妃及朝臣与君王的关系)、“暴力政治实践”(陈德行刺、林清领导的对皇宫的武装入侵和李自成农民起义覆灭明王朝等事件揭示的起义与颠覆的空间模式)、“世俗话语实践”和“神圣话语实践”(世俗性仪典和神圣仪典中躯体、行动、空间和建筑与封建朝廷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系)中的空间与社会活动的关系。
在使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发展一个框架，以期能够阐释中国朝廷中的空间和权力的关系。他认为，包括了“常规”和“暴力”的“工具性政治”运作与包括了“世俗”和“神圣”两个层次上的理论的实践形成的“象征性意识形态”的运作，代表了中国朝廷政治文化空间构成的基本二元对立。文章指出，在中国清朝的政治文化中，工具性的政治运作集中在都城中央，主要在紫禁城的内部和外围展开，而象征性意识形态的运作则从中央扩散到外围：即世俗的仪典大多在城中心举行，而神圣的仪典大多在城外举行，亦即主要在从故宫中心到皇城的两个坛庙再到都城外的各坛的一系列仪典场所中发生和展开。这种强调工具性的、政治的和尘世的北京城的中心，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和空间中本质的世俗性倾向，与印度和欧洲的城市大相径庭，那里最具象征性的和宗教的(也就是神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场所和机构(庙宇和教堂)多被置于城市的中心。
农村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八十年代以来在渐进主义双轨并存下日益增大的反市场既得利益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碰到的一块大石头，就下一步农村改革而言，建立新的商业组织，打通家庭小农业与城市大市场之间的通道，是农村产权改革的关键。
周其仁在《产权改革和新商业组织——中国和俄罗斯农业改革的比较》(载社科院世政经所《国际经济评论》一九九七年七—八期)一文中指出，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农业改革成功主要来自前期的经验，不同凡响的农业生产增长的真正基础，是农民为自己的温饱和在小自由集市支持下的家庭生产。这种增长模式以土地使用权的改革为前提，其优点是改革易于发动和推广。但产权方面局部的和渐进的改革的脚步，到了土地产出品交易权面前就迟缓了下来。
市场和行政控制长期双轨并存，占用大部分资源的农产大品种的市场化改革进退反复，没有实质进展，特别是形成了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堵塞了把家庭小农业与大市场连接起来的通道。在此约束之下，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并重组农业产出结构，面临重重障碍。可以估计，包括国有商业部门在内的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滞后，已经并将继续拖住中国农业重组的步伐。
于是，当前总的画面是，与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以集市为主要交易形式的活跃的市场相并存的，是一个大规模的，由行政手段控制的商业部门，如果说前者没有能力节约大半径市场的交易费用，那么后者不但不能提供节约交易费用的机制，反而是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障碍。更困难的是，上述二元格局好像已经构成一种新的均衡，因为改革再也做不到可以不触犯一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就增加另一个集团的利益。
周其仁指出，中俄改革的经验一致表明，一场在工商业部门里进行的改革对于农业重组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一个大半径的市场里，除了在竞争中追求利润的商业组织，没有任何其它有效的方式可以把农场和大城市农产品市场联接起来。实际上，单靠农业本身的改革决不足以节约一个巨大的市场所必然带来的昂贵的交易费用。
《国际经济评论》同期还刊发了针对周其仁的一篇商榷文章。
“假破产，真逃债”探源
张春霖认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裁定之后，执行之前，“其它企业整体接收破产企业财产，承担分配方案确定清偿的破产企业债务，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可以享受兼并企业的优惠待遇，然而这种方式把破产试点引入了误区。在很多地方，整体接收演变成了“假破产、真逃债”，所谓“逃债”，实际上主要指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整体接收没有启动企业重组。一些宣布破产的企业其实一切照旧，唯一的变化是换了一块牌子，甩掉了全部“债务包袱”。其次，资产接收价格明显偏低，职工安置费被有意提高。应当说，后者是“逃债”的主要表现。
整体接受之所以成为“逃债”的捷径，根本原因在于“逃债”的受害者——债权人的利益没有在资产转让的价格形成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现象也可以称为企业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债权人缺位”，与正常经营的企业中“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具有相同性质。
张春霖认为，两年来的试点已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若干宝贵的启示，这包括：第一，困难企业要大规模地退出市场或被重组，国家必须筹集足够的财力，弥补国有银行的资产损失，因此，国家应尽早制订国有银行再资本化的筹资方案并付诸实施。第二，开放和培育企业控制权市场，以市场机制取代政府干预，是降低改革成本的根本途径，应尽快以银行债权的市场交易取代现行兼并政策。第三，培育资本市场，孕育足够多的、重组技术水平足够高的重组者或战略性投资者，应该成为加快国企改革的根本途径。(《从破产、兼并试点看国有企业改革》，《改革》一九九七年第四期)
天下兴亡，与你无关？
何光沪在《门外谈学(四则)》(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中认为，如果说八十年代，多数学者的心态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那么，无论九十年代多么贬斥八十年代，至少在这一点上，九十年代的学术不及八十年代，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听到有人说：“天下兴亡，与我无关。”
许多学者都在抱怨学术为现实社会所冷落，都把所谓的学术“边缘化”归于商业社会的冲击。不过，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学术的这种处境，是不是有咎由自取的一面。应归咎于它自身长时间脱离真实的生活呢？
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对现实生活的回避自然会导致学术的画地为牢，在“脱离政治”的论调和对“精英意识”的批判中，其实隐藏着更加孤傲的自命不凡的精英情结。在“反对媚俗”而实则是漠视当代社会最根本的矛盾的同时，浮到表面的是一种高级的媚俗。
在谈到学术“本土化”问题时，何光沪认为，某些学者连篇累牍地借用当代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和“东方主义”等说，简单地斥责五四以来的“现代话语”数典忘祖，甚至宣布要终结中国的现代性，代之以具有本土意识的“中华性”。
在谈到学术规范化问题时，何光沪认为，规范化不应妨碍思想或风格上的标新立异或多样化，而该在发现问题，直面问题的“问题意识”的角度上讲规范化。
从“百花齐放”到“阶级斗争”
黎之在《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刘志丹>》一文(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七年第二期)中，回忆了他亲历的一九六二年的意识形态风波，这一年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以上半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尊重知识分子的讲话始，引起了国内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在此期间，作家协会也反复开会，纠正过去工作中的问题，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第一个会议会址选在大连，即“文革”中大批特批的“大连黑会”，所谓“黑八论”中，有“两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都出自这两次会议。
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参加了会议，他指出当时创作中工农兵形象表现中两头多中间少，有人认为中间状态的人写不出典型，这是不对的，他鼓励大家要写出时代的典型如罗亭、阿Q等。许多作家谈了对农村形势的困惑问题，讲了不少“大跃进”以来农村形势的恶化，赵树理在讲了一些农村情况后，说：六○年简直是天聋地哑。《二小放牛郎》的作者方冰插了一句：天怨人怒！这两句话在“文革”中被反复批判。但是，当时没有人专门谈到“中间人物论”，特别是负责作协工作的邵荃麟更是发言慎重。
周扬也在会议期间来到大连棒槌岛，他在会上倒是肯定了赵树理对农村问题的看法。
大连会议八月二日开始，与会者谁也不知道一周以前，即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在隔海相望的北戴河召开。已经开始大抓阶级斗争，狠批“利用小说反党”了。
而“中间人物论”是由林默涵点名提出的，九月二十二日林召集在京文艺报刊和各大报副刊负责人开会，讲了毛泽东提出抓阶级斗争的精神，会上作为问题他点了“中间人物论”。关于如何在报纸上点名批判邵荃麟，是林默涵、周扬和作协负责人反复研究，由《文艺报》编辑部根据一些人的记忆，起草了一个《关于“写中间人物论”的材料》，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写了一篇《“写中间人物论”是资产阶级文学主张》，发表在一九六四年八、九期合刊的《文艺报》上。而实际上，邵荃麟从未正式发表过关于“中间人物论”的言论，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原始记录，并未经过作者过目。
而《文艺报》的这篇文章，因此却成为文革中江青的《纲要》给整个文艺界乃至知识界定罪的最基础的“材料”之一。
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批评
文学界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提法再次受到批评界的强烈反弹。萧夏林在《泡沫的现实与文学》(载《北京文学》一九九七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并不是描写了现实生活，作品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总有其基本立场，它从来不是认同现状的文学，相反，它认为“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才有可能保存一个未来”。
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背离了现实主义的批判信仰，成为社会现实的认同者和辩护士。作家的立场，也由批判转向了认同和赞美；持这种立场的作家，其为作家的意义显然小于代言人的意义，赞美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准意识形态，它最基本的写作模式就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作者指出，这批作品可以用“分享艰难”来命名，这艰难是主人公厂长、书记、乡镇长们的艰难，是官场斗争的艰难，是走后门、请客送礼向上爬的艰难，是一心一意为人民工作仍不被老婆理解的艰难。作家对这种艰难表示了同情，并对不畏艰难的厂长、书记、乡镇长们表达了敬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写作的真正立场：官僚、厂长、书记、乡镇长的立场，而不是社会的和民间的立场。事实上，“分享艰难”的背后，是对真正艰难的回避和粉饰。并且，作家利用“分享艰难”这一“伟大而道德”的语式，表明官员们正在承担全中国的艰难。虽然人民也有艰难，但不都全靠我们的官员来解决吗？于是这些文本通过“分享艰难”来劝谕当代中国人，要理解不要抱怨，我们的干部很不容易，他们总是带领人民群众为我们发展经济日夜操劳。虽然他们也有缺点也向上爬，但他们是为了更好地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分享他们的艰难。作家显然在教育人民：要接受现实，要忍耐，要学习微笑，面包总是会有的。从这种“分享艰难”的写作中，我们看到作家的民间身份的死亡。
作者最后指出，批评家及报刊杂志的无节制的吹捧，反映的是商业炒作与权力的联手，在这些“新星”一朝成名背后，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凋零。面对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伟大传统，知识分子，作家，评论家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良知何在？
“拉美模式”的弊病
《战略与管理》杂志今年第四期发表了尹保云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变革的关系——巴西与韩国的比较》一文。作者认为，巴西等拉美国家在八十年代后出现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零增长和负增长，由为人羡慕的“奇迹”而变成供人吸取教训的“失败的例子”，原因之一，在于在巴西“官僚—威权主义”的所谓国家、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的“三联盟”中，民间资本的发展受到限制。
在“三联盟”中，政府同国际垄断资本相互支持，而本土资产阶级是“依附的”和“软弱的”。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巴西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完全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天堂”，而是资产阶级受到压制。政府把兴趣放在国营企业上，而国营企业的效益都很差。为维持国营企业的运转，政府大量地给予信贷，向国外的金融资本求援。从一九六五年起，民营企业家组织不断向政府提出限制国营企业信贷的警告，但是这些呼声尽管很高，“却只是象征性的面对计划的内容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国营企业的膨胀，不仅导致巴西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益，也使它加重了对国际金融的依赖，陷入不可遏止的借款与还债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民营企业则由于受不到政府应有的重视，虽然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却自暴自弃，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
巴西的军人政府还认为，为了经济的“正常化”，必须控制住工会的活动。从上台开始，军人政府就采取严厉的措施镇压工人和农民的抗议活动，以维持低工资制。这种政治上的控制，使广大民众在收入分配上被排除在经济增长过程之外。其结果是在巴西的“经济奇迹”中，广大民众被排斥，只有少数人接近消费市场。
从表面上看，巴西等拉美国家八十年代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债务危机，其实深层原因则是其不合理的经济体制。而这一体制的形成原因则是军人政府对经济发展认识上的片面性：一方面无约束地发展国营企业，另一方面把广大民众排斥在经济增长过程之外。这二者合在一起，必然导致“无发展的经济增长”。
文事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