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儒学史的人知道，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是并不怎么看好荀子的。唐代的韩愈说孟子“醇乎醇”，说荀子“大醇小疵”，贬荀还有一定的分寸；南宋的朱熹就很极端了，说荀子“全是申韩”，还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可令人奇怪的是，荀子又往往对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产生了非同凡响的作用。譬如在汉代，尽管孟子的思想地位是荀子望尘莫及的，但荀子的学术影响却比孟子明显地大得多。又如在宋明思想史上，理学家们总是用孟子的性善论来鞭笞荀子的性恶论，可就是在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人性论中，在逻辑上起关键作用的恰恰是荀子的“化性起伪”之说。一汉一宋构成了大半部中国传统思想史，历史上这种“孟表荀里”的学术现象颇值得深思。
究其实，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所以这样对待荀子，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无力把握一个思想家的学术命运。只有政治，才能左右之。西汉之初，文帝为了建立思想一统的克里斯玛权威，曾设立《孟子》传记博士。一个“本好刑名之言”的皇帝选中了《孟子》，没有选中《荀子》，但这种官方行为产生的作用不容低估，学术影响大的反而思想地位低，汉代知识分子们的孟荀观就是最好的注脚。至于宋明理学期间，孟子早已升格，《孟子》早已升经，理学家们说惯了“孔孟一体”的政治／学术话语，要还荀子以本来面目当然不可能，扬荀贬孟就更不可能。
上个世纪末期，维新志士谭嗣同曾说，二千年来之政都是“秦政”，二千年来之学都是“荀学”。当政者明明以“荀学”作为政治的支撑，但就是从来不愿像对待孔孟那样对待荀子，因此，“秦政”与“荀学”之间实际上包含了一个不是悖论的悖论。它当然跟荀子的学问本身不无关系。性恶论不能像性善论那样有效地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这使得荀子很难在意识形态的“表面文章”上取得当政者的认同。但当政者本质上又都像秦始皇那样爱好专制，口里却不敢明说。所以只能这样——越是在事实上运用荀子那套行之有效的治道，便越是在表面上要贬荀，目的在于掩盖真相。
士志于道。历史上还是有知识分子敢于站出来揭露真相的。清代是最好的例子。但值得治思想史的人深思的是，清代知识分子们的这种揭露采取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方式。乾嘉朴学采取了“以尊荀来抗衡政治”的方式。清代思想文化界尊荀，其呼声之高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它鲜明地体现了知识分子们对当时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抗。清末的今文经学则出于维新变法的目的，采取了“以贬荀来抗衡政治”的方式，最根本的是以荀子为靶子来推翻整个封建专制。
荀子当过兰陵令之类的小官；作为一个隐喻，他无法左右政治，这是情有可缘的。荀子也曾三为稷下祭酒，这个职务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大学校长或社科院院长；作为一个隐喻，他无法在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们的内心中安宁地活着，实在是发人深省的。只能在学术与政治的“媾合”中荣辱兴衰，这便是荀子在二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上的学术命运。这种命运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因此，对“荀子与中国文化”进行通观，解读他的学术命运应该是最富有意义的一环。
解读荀子的学术命运，当然并不是这部专著的重点。但本书告诉人们，一个学术命运坎坷曲折的思想家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诸方面产生过深远而又长久的影响。思想家的学术命运与文化影响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对今天身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千百万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的。
(《荀子与中国文化》，惠吉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版，17.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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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