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曾经大大有名，臭名远扬。它被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决议斥为“对苏联生活和苏维埃人进行了卑鄙的诽谤”，左琴科被斥为“文学无赖与渣滓”。超级大权威日丹诺夫的报告则斥左琴科为“小市民和贱痞”，说是《猴子奇遇记》“嘲笑苏联的生活、苏联的制度、苏联的人民，并用一种空虚无聊的娱乐和无的放矢的幽默假面具来掩盖这个嘲笑”，“只有文坛的‘渣滓’才能创造出这一类的‘作品’”。并以此(以及阿赫玛托娃的诗)为导火线，展开了一场震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批判。左琴科本人因此受到的迫害固然不问可知，我们五十年代过来的人大概也都不会忘记，我们虽远在中国，当时也是如何虔诚地学习联共(布)中央的这个决议和日丹诺夫的这个报告，从此，战战兢兢地歌功颂德和闭关锁国的妄自尊大之风，如何毒害了我们的文学乃至整个学术文化。最近(其实也是近一年之前了)，《世界文学》一九九五年第六期上，发表了俄国作家萨尔诺夫和楚科夫斯卡娅的《左琴科的遭遇》一文(田大畏译)，正如副标题所说，这是“由信函、文件构成的有前奏及尾声的故事”，使我们对这一事件有了准确的完整的触目惊心的理解。译者还将《猴子奇遇记》一篇一并译出，附在一起发表。这一举，我觉得特别值得感谢。据说是罪大恶极的、关系苏联生死的作品，竟是这么一篇小小玩意儿么？我狠狠揉揉眼睛，生怕看错了。不，完全没有错。这不过是发表在给小学低年级学生读的杂志上的小说，写一个小城市的动物园毁于轰炸，一只长尾猴跑了出来，在城市里乱闯，闹出一连串的小小笑话，写得很“逗”，我这个老头读了也忍不住要笑，可以想见小读者也会喜欢它，如此而已。不知怎么，那位伟大的“苏联人民之父”注意到这篇很不起眼的东西，发下话来，说这是“胡闹的把戏”，是“张皇失措”，“把自己的尊严丢掉了”，说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吹鼓手”，“正在毒害青年”，应该“让他滚开”等等。有这样强大的“第一推动力”，那部毁灭性的巨型的批判和迫害机器，自然就会启动运转起来，不把人碾成粉末不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有过各种解释，细细想来还是有许多不明白。不过，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不易明白之事。例如，近来电视剧中演得风流潇洒的乾隆皇帝，是皇帝里面最擅长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人，他办的王锡侯《字贯》一案，将王锡侯本人斩立决，其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其妻媳及未及岁之子给功臣家为奴。(这一案当然不是乾隆朝文字狱中最大的。)若问王锡侯的罪行是什么，原来不过是他编了一部简明字典《字贯》，出于好意，惟恐人不知道皇帝的名字，误犯了犯讳的大罪，特地在“凡例”内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名字开列出来，使人知道“敬避”。不过是三个名字，六个汉字，为什么就付出满门抄斩，女眷为奴的代价，这也是我们今天弄不明白的，然而这是血写的千真万确的历史。人为万物之灵，不仅灵在智慧理性上面，而且灵在无理可喻之中也能演出千奇万幻的悲喜闹剧上面，猴子的长尾和皇帝的圣讳，皆其例也。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
　　　
　　附记：
　　　
　　此文用了一点“杂文笔法”，有意把不许写猴子的长尾和不许写皇帝的名字相提并论，中外二雄主为这么两件不相干的小事大发其火，整人杀人，今之读者看来同样莫名其妙，只会觉得荒谬。我写是这样写了，其实对后一件事我能够理解一点，真正想不通的只是前一件，实在不懂短短一篇长尾猴闹笑话的儿童故事，为什么就被判为罪大恶极的，关系苏联生死的作品。
　　至于中国人避讳，我当然了解它的礼教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意义。君父之名，臣子不能出诸口，笔诸书，如果冒犯了，就是最严重的不敬大罪。发展开去，则不单是作为名字的时候，而是凡遇到这一两个字，甚至其同音字，都不许说不许写，实在不得已要写到时，必须用同音(或同义)的另一字来代替，或将此字少写一两笔，谓之“避讳”。某一时代刻的书中，避本朝某几个皇帝的名字，习用某些代字、缺笔字，于是成为考证古书刊刻年代的基本知识之一，形成一门专门学问“史讳学”，已故陈垣教授著有《史讳举例》，是一部学术名著。更发展开去，有时一个地方官的名字，在其所辖境内，属民也得避讳，如宋人田登规定其所辖州境内一律讳“登”“灯”等字，以“火”代“灯”字，他出文告宣布正月放灯曰“放火”，因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民谚讽刺。还有，孔子的地位被抬到吓人的高以后，他的名字“丘”字成为圣讳，全国读书人都得避讳，古书上有他自称名的地方，后代传刻时都把“丘”字缺一笔刻成“丘”字，读为“某”，连姓“丘”的人家也得改为姓“邱”。这些花样繁多，且不细说。
　　先前我以为，这种避讳，大概是由尊敬之意，推而广之，登峰造极，又加以皇权的强制，才会到了那样可怕的程度。后来懂得一点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之类，也曾听朋友谈过，《封神演义》中有“呼名落马”的法术，显然来自原始的巫术，避讳的起源大约也在此。我写文时，也是这样理解，不过没有详谈。今天，偶翻旧笔记，发现抄有这样一则材料——
　　　
　　野蛮人在占有物质的财富之前已经占有非物质的财产，自己的名字，这是当他达到成年时经过一定的仪式而授予的，基督教的洗礼就是这种仪式的遗留。这名字是他的最宝贵的财产，当他想用无可估价的礼物来表达他的友情的力量时，他就同他的朋友交换名字。(拉法格：《思想起源论》，页120，王子野译，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
　　　
　　这里作者还有一条自注云：
　　　
　　谁知道某一个名字，他对这个人就握有一种魔力，因此野蛮人总是对生人隐讳自己的名字。一直到现在(拉法格写本书时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译者)中国权贵家庭成员的私名还是不为人所知。在死的恐吓之下禁止称呼皇帝的名字……
　　　
　　拉法格在这里直接谈到中国的避讳，除了权贵家庭成员的私名并非不为人所知而外，他的解释是对的，有科学根据的。中国旧时女孩子的名字，绝对不给外人尤其是男性外人知道，只有丈夫才有权知道，连丈夫也不能时常随便叫出口来，这后来涂上“害羞”的色彩，而皇帝的圣讳之所以必避，则涂上礼法和政治的色彩，其起源实在都是野蛮人的巫术信仰而已。中国旧时自夸文明，常以礼法为文明之极致，其实礼法多是蛮风的残留变形，大率类此。
　　我想不清楚的是，拉法格谈到皇帝的圣讳，何以只举中国的例子。皇帝国王，各国都曾有过，何以别国皆无此例呢？真是别国皆无，中国独有，还是拉法格见闻不周呢？不明白的问题，附记于此，向大家求教。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七日
　　　
　　又附记：
　　　
　　接到《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八期，读了蓝英年先生的《倒霉的谢拉皮翁兄弟》，恍然大悟，原来左琴科的倒霉，是因为他一九四○年写的《列宁故事》，早就得罪了斯大林。故事里写斯莫尔尼宫的哨兵如何忠于职守，列宁未出示通行证，也不让进去，而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人如何不知分寸，蛮横粗暴，遭到列宁的训斥。所谓留山羊胡子的人，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是捷尔任斯基。左琴科说他并不想写具体的人，便把山羊胡子改成小胡子，不料小胡子的斯大林认为这是影射了他，记恨在心。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斯大林有了空，便来算这一笔旧帐。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原是一九四五年为学龄前儿童读物《脏孩子》写的，后来又发表一次，并未引起注意；一九四六年五、六月合刊的《星》杂志上，第三次发表了这篇小说，才给他招来大祸。《星》是大杂志，从来不登发表过的作品，这回破例，事先并未征求左琴科的意见。但这种大型文学杂志，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刊物，斯大林照例是会浏览的，左琴科的作品一出现，便引起他的注意，勾起他的旧恨来。《星》是在列宁格勒出版的。列宁格勒地区的工作，是日丹诺夫领导的。斯大林一发火，日丹诺夫便赶快采取主动，以比斯大林的调门还高几度的调门，大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果然使斯大林对他信任如初。《星》杂志破例重刊左琴科的这篇儿童故事，显然有日丹诺夫的政敌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插手，要制造出这么一个突破口，扳倒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这样稳住了自己的阵脚，便打退了马林科夫、贝利亚这次进攻。一九四七年，马林科夫在贝利亚支持下重返莫斯科，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第二书记。一九四八年日丹诺夫突然去世之后，马林科夫终于在列宁格勒掀起一场大清洗，列宁格勒市和州的党政领导人(他们都是日丹诺夫的旧部)通通被枪决，两千多名负责干部被赶出列宁格勒。原来，一九四六年对《星》、《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批判，只是序幕，左琴科等不过是这场大斗争的牺牲品罢了。
　　日丹诺夫批判左琴科的时候，破口大骂，骂左琴科是“无原则无良心的文学流氓”、“文坛的渣滓”、“既无廉耻又无良心的丑恶的淫乱的野兽”；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则被日丹诺夫骂成“不知是僧尼还是荡妇，或许淫荡和祈祷在她身上融为一体。”固然，日丹诺夫这是有意要比斯大林的调门还提高几度，(斯大林还只说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毒害青年”。)但又何至于此呢？莫非日丹诺夫是一个一向仇视知识文化的大老粗么？不是。他是有文化修养的。(别的什么文章里记过，他作报告批判萧斯塔科维奇时，能够在讲台上当场用钢琴弹奏一两段。)莫非他个人对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也有什么宿怨，至少是素无好感么？也不是。蓝英年先生的文章说：“日丹诺夫对这两位作家一直是不错的，甚至是爱护的。列宁格勒围困时期他下令疏散年纪大的作家，其中包括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当时还想不通，要求留下与革命摇篮共存亡。直到作协分会告诉他这是上面的命令，他才同其他作家一起疏散到阿拉木图。(舒芜按：曾任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的维什涅夫斯基，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出来公开批判《猴子奇遇记》的人，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和美国记者的谈话中，大骂左琴科道：“战争开始，他逃离列宁格勒，跑到五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写他的‘忏悔录’。”)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同样关心，没有他，一九四○年阿赫玛托娃不可能出版诗集《六书选》。据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回忆：“日丹诺夫通过政府专线打电话到塔什干，指示关照阿赫玛托娃。列宁格勒党组织把左琴科视为列宁格勒的王牌作家，一九三九年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四四年任命他为《星》杂志编委，这些事都不可能不征得日丹诺夫的同意。”
　　读到这一段，我马上联想到康生。他和孟超是同乡同辈，一道出来参加革命，一向关系很近。孟超写剧本《李慧娘》，康生出主意一定要有鬼出场，“没有鬼，我不看。”他看过为他演的专场，非常赞赏。等到一得到风声要批判鬼戏，康生抢先做报告，把孟超和《李慧娘》批得狗血淋头，罪该万死。这个康生也并非不学无术，他一向还很风雅，版本，图章，书法，戏曲，《晏子春秋》，《西厢记》，等等等等，他都能谈一点，搞一点。这样一想，猴子的长尾，和李慧娘的鬼魂，又可以连在一起了。
　　世上有些十分荒唐的事，有时其内幕并不荒唐，而是首尾联贯，过程曲折，情节丰富，出人意外，入人意中的。蓝英年先生的文章，(以及他近年来的一系列文章)使我增长见识，值得感谢。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