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五期，连续发表了王蒙先生的两篇文章，集中讨论了日丹诺夫在四十年代对苏联文学界大砍大杀、耸人听闻的情形。而今读过近来在《读书》上大量“寻踪”苏联文学真实脉络的蓝英年先生发表在《读书》之外的文章《日丹诺夫报告背后)(《随笔》一九九六年第五期)，方对事情真相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对日丹诺夫形象的感觉也在单纯的厌恶之外平添一种对人性的悲剧感。
　　日丹诺夫那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对苏联文学界乃至于对中国文学界造成的可怕影响，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这篇报告的出台原来并不那么简单。蓝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这个看似属于文艺论战的问题，实际上是日丹诺夫与贝利亚、马林科夫等人在政治上明争暗斗的结果和产物。曾因在一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个凶暴的“小胡子”人物而被斯大林“对号入座”，怀恨在心，这正是贝利亚等人选中他做炮灰的直接原因。由于日丹诺夫“一贯看斯大林眼色行事”，所以当斯大林批评《星》杂志发表左琴科小说时，日丹诺夫听到的是艺术之“弦”外的政治之“音”。事实上，左琴科作为列宁格勒的王牌作家，很受日丹诺夫重视，而他对“阿赫玛托娃同样怀有好感”。然而对艺术家的好感绝不能影响到对自己政治命运的掌握，这是日丹诺夫粗暴的批评出台的实质原因。
　　王蒙先生的文章强调了日氏言论的粗暴性，而未能涉及其背后的悲剧性以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王、蓝两位的文章一起来读，方能深悟玄机。日氏命运，让人觉得是一部深刻的悲剧小说。
说《读书》
阎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