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对博大深在的东西始终怀有一种虔敬的关怀，他的作品总是在追寻一种内在的严整和可靠的依托。也许可以这样说吧，他的作品总是被用来表述他所极为珍视的一份内容，那就是，人应有的那种对于大地、对于人性的依归和敬畏。叙述上呢，则是信守经典小说家的法门，尽量压低叙述人的声音，而努力把读者直接引向被叙述的那个世界。像马原，以及追随其后并且变本加厉的先锋小说家那样，有意地张大叙述人的声音，不失时机地把它横豆在读者和故事之间，也不管你愿不愿意，受不受得了，当着你的面把故事不断地作假想性的拆解和组装，从而把你的注意力由故事曳向叙述人显得狡智、诡秘，同时也显得十分卖弄的策略和技巧，类似这样的一些做法，张炜是不会有太大兴趣的。
被张炜用亲情之手加以抚摸的《九月寓言》，是一部再朴素不过的作品。但就是这部朴素的作品，它在处置故事上的某种悄然而至而不是大声喧闹出来的奇特，使得不少明眼人感到了突兀和惊喜。因为在我们已经拥有的小说观念中，故事总是存在于时间之中，总是事先被放置进某个时间的框架之中，然后才被呈示、被展现和被交代的。即使是那些有意把故事的叙述线索不断割裂打乱，把事件片断安排和分散得支离破碎、七颠八倒的小说，时间的秩序最终也并未消失，只是需要读者花上点耐心，从纷乱中理缀和寻找出头绪，重建或弥合起时间秩序来。但《九月寓言》就不同了。《九月寓言》不仅在整个故事框架上摒弃了时间的处理，即使在小说中出现的一些时间性词语，在具体的故事中，也往往具有了把时间加以泛化乃至颠覆时间的功能。这在当代中国小说中，不能不说是一种新鲜而又奇特的现象。
那么小说家何以要用无时态来处理故事呢？为什么要让故事看不到时间的流动痕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这里边当然有多方面诠释的可能。譬如世界上确实也存在着这么一些故事，对它们说来，要不要把时间标识得清清楚楚，并不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此外，正像小说的取名就已经表明了的那样，作者是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来写的，他的抱负是要让故事最终进入一种象征之境，拥有巨大的涵盖力。只有当故事既不受羁于某一具体的时空框架，同时又能指称和涵盖众多发生在特定时空框架下的经验现象的意义时，它才算是进入了象征的层面，所以，对一个象征故事说来，通常情况下，时间标识的模糊不清，是它情有可原的一个前提。
但我更想追问的是，作家选择无时态这一故事结构方式，有没有内在心理方面的特殊原因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驱迫，致使他毫不犹豫地就采用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呢？我当然无意于说，张炜是非常有意识地、甚至是刻意地选择了无时态来处理这些故事的，他很可能是自然地、无意识地就这么写了，但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觉得这种选择背后隐潜着的心理动机更值得追究。因为张炜采用消除时间或把时间削弱到最小限度的小说结构，来处理他对小村居民生活命运的体认和理解，肯定不会是出于小说结构形式花样翻新之类的考虑，而是隐潜着他对时间的一种看法，是跟张炜对由时间所构架、所串连起来的某种价值体系、某个文化实体，即历史和文化的特定看法彼此对应着的。说穿了，这种无时态的小说结构，其实是张炜长久沉积在心底的特定历史文化理念，自觉不自觉地投射和释放的结果。
我觉得，在张炜一些比较出名的小说里，几乎都沉潜着一种欲言又止的声音，我们不妨把这种声音概括为是对历史的疑惧，或者说是对时间推移过程的担忧。时间跟历史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历史的本质是时间性的，它由再具体不过的时间刻度所构成和标识，是时间的延展、推衍和化生。因而对时间的疑惧，实际上即是对历史的疑惧。这种疑惧并非为《九月寓言》所独具，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前后彼此关联的网络，以致可以看作是小说家一以贯之之“道”。它在早些时候的《一潭清水》和《秋天的愤怒》中已初见端倪，在长篇巨制《古船》中，尤其是在隋抱朴的身上，已经有十分完整的表达，到《九月寓言》，则融汇进了整个作品的结构肌理，而在张炜稍稍晚近些的《柏慧》和《家族》那里，有时干脆直接发为人物十分外露和胸臆之言。从艺术的角度说，我还是看好《九月寓言》这种如盐在水、有味而无形的处理方式，因为它更为高明和独特。
这些作品，似乎都不约而同地表明了这样一个看法，即，由时间构架而成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的推移，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一定要说历史、文化这些时间性的推移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也许它们只是向世人提供了一种负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历史的推进，往往带来的只是人性的缺失，甚至是不幸，是人类秉于大地的宽厚、朴素、真诚以及对于自己的生命源头——自然的敬畏之心的丧失，使人越来越无法守住自己，守住朴素，守住人的精神。这也是小说家在《九月寓言》里凝视贫瘠的小村，在矿井的掘进中整个儿塌落的情景，心情半点也轻松不起来，心头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丝喜剧感的原因所在。
既然时间是没有什么真实性的，既然它只是构成了对人性的消蚀，那么，要保存住真实的人性，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就是在时间面前背过脸去。
我以为，《九月寓言》的无时态故事结构，很可能与此相关，它是小说家这一特定的文化历史感受，以及由此形成的时间观的一种外部投射。故而我们不妨把张炜的文化历史观，命名为一种出自道德本能的对时间的疑惧。
福克纳《喧嚣与骚动》的第二部，即写昆丁的那部分，有一个场景，可能对我们读解张炜的《九月寓言》会有某种启发。这个场景曾经深深地震慑过萨特，他特意为此写过一篇非常出色的评论，题为《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嚣与骚动>》。那是一个今天的读者大多早已耳熟能详的场景：在沉河自杀之前，昆丁有过这么一个举动，他摘下了手腕上那块也许是从老康普生手上传下来的表，死命地摔在了地上，表面的玻璃立即迸裂，但时针却依然故我地走动着，于是他又掰去了时针，但表芯仍在走动，这时间的足音依旧十分固执地传入他的耳中，昆丁不得不再次将表重重摔下，并用脚跟将表芯碾成齑粉。
昆丁为什么要对表产生这么大的怨恨呢，他们之间何以会有如此不共戴天的仇隙呢？这一点显然不能仅仅用一个精神崩溃者临死前的精神错乱，草草解释了事。这是个有“深意存焉”的场景。昆丁对表的态度，根子上乃是本于对时间的疑惧，或者说，是对与时间一而二、二而一的历史的疑惧。因为正是历史的进程，导致了昆丁生命所系的康普生家族的全面沉沦，一手酿成了妹妹凯蒂的堕落和出走，从而将他生命中最后一块亲情藉以寄寓之地，也一并剥夺殆尽。他无法接受这段历史，这一本质上属于时间的进程，因而，通过摔表淋漓尽致地表达他对时间的疑惧之情，遂成为他此时此地唯一可能作出的本能反应。至于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昆丁紊乱无序的意识流绪中的虚妄之念，即与凯蒂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乱伦关系的种种暗示，那就好比一个溺水者想死命抓住一根漂浮在水面上的稻草一样，不过是想借助这一惊世骇俗的幻念，来挽留住凯蒂，挽留住康普生家族。
昆丁实际上是在臆想中与历史和时间抗衡。
昆丁对时间的疑惧是否即是福克纳对时间和历史的态度，这一点不是很清楚，我们所清楚的，只是《喧嚣与骚动》和《九月寓言》在展示时间疑惧的程度上，一个是表现得那么的狂躁和极端，一个却是那么的温婉和苍凉，虽说东海西海人心攸同，但文化背景到底不是一回事，文化性格自然也就相去甚远；此外，这一疑惧在前者是经由昆丁这个具体人物的象征性行为来体现的，而在后者，则无形地浸透和散布在了小说的整体形式结构中。通过这样的一种结构，时间因素被抽离了，不复留下任何迹象。既然时间的维度已不复存在，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将会被从时间之链中割裂出去的东西，也就无所谓什么东西会成为过去，什么东西只能以过去时态的方式从此永远地湮没在历史的忘川之中。那些曾经使得张炜在现实生活中时常感到十分焦虑和痛苦的东西，即那些他所钟爱的世界和人物，用他的话讲，就像大地上的作物一样自然生长起来的东西，它们在时间和历史的进程面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消解或自行消失着的景象，也将因此而不复存在。这样，张炜内心的道德焦虑和对时间的疑惧，便在这种微妙的作品结构中，暂时找到了一条宽释的渠道。
当然，事实上时间是始终存在着的，正像历史总是按照它自己的意志在运作一样，这就注定了张炜在现实中始终只能是焦虑和痛苦的。
可能张炜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对时间竟会持有这么大的疑惧之心，但他在小说中又确确实实是这么表露了的。这一点也许正是小说的狡诡之一。
那么，怎么来评价这种出于道德本能的对时间的疑惧呢？或者换一个问法，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历史／时间的进程呢？
我以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的一段众所熟知的话，也是最为哀痛、深情和贴切的一段话，可以移用在这里：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还能不能采用一种稍稍超越些的姿态和眼光呢？
置身在现代经济直接挤压和鼓动下的人性状况，是不是一定要比以往非商品经济社会的人性状况更令人担忧呢？与以往的情况相比，当今之世，物欲在人身上的膨胀和泛滥程度，虽不能说是绝后，但至少可以说是空前的，这是否一定意味着人性的稀薄和历史的式微呢？历史的推移确实存在一种叫人无可奈何的二律背反，但我始终觉得，没有理由可以说当今受到商品经济挤压和鼓动的人性状态，一定要比以往非商品经济社会的人性状态来得低劣。
在自然经济型的社会历史中，事实是，与少数人在权欲和物欲上毫无限制的扩张和占有相对照，广大民众在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上的拥有权却被剥夺殆尽，或者说权利和物欲均被压抑在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限度之下。如此众多的人数，对权力和物欲表现出来的无缘、无望和放弃，并不是什么圣贤和道统教谕的业绩，也不是老庄清静无为哲学的启示使然，自然也不会是信奉万物皆空世事轮回的佛教教义的慧果，更不是什么在自给自足、与自然相依为命的小农经济生态下人性所能保持的纯净使然，它实际上暗含着并表达了历史的巨大不公和痛苦。
当今之世的物欲横流，即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权利和物欲投注以空前的关注热情，那是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或正在真正地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社会权力和财富作为前提条件的。换句话说，这种物欲的泛滥，意味着人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状况，已经开始打破垄断，向社会化转换；财富与权力的拥有和更替，已经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事，而成了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和关涉的事情。这正是一个民主社会最基础性的东西。几代人所吁请的民主社会，它的基础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个人正当权利的得以实现和得到保证。物欲泛滥，自然会导致相互摩擦、损耗和秩序混乱的增加，把一个相对安宁的世界抛进动荡、纷乱和复杂之中，这只能通过现代法理和社会契约来疏导、规范和匡正。那么，在与物欲偕来的无序状态面前，是满腹忧虑，别转头去，追怀以往的自然经济生态，指望用皈依自然的办法，来减缓对时间推移、对历史文化转型的疑惧，还是正面承当这一时间推移过程中历史文化的转换？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也许我这样说，是太理性和太乐观了些。
一九九四年三月草，一九九六年八月改。
李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