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有关“中西体用”的又一次充满激情(也可说情绪化)的争论中，的确迸发出许多值得珍视的“思想火花”。然而，如何使这些虽启人心智却又不免失之浮躁的思想获得深厚的学术性支援从而转化成更为久远厚重的文化积淀，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桩意义殊深却又富于挑战的事业。很幸运，此刻我们读到的丁伟志、陈崧合著的《中西体用之间》，便是这样一部以严谨厚重的学术为依托，对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中西体用”思潮作了一番细致的爬梳整理和深刻的理论阐发的力作。
正如作者所说，“与以前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不同，这个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具有了强烈而严峻的政治性质，这就是说，要回答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或新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的大问题。”这就注定了这一百五十年起伏不断的“中西体用”大争论不是也无法是一种冷静、客观，学理性极强的纯文化、纯学术、纯文本的研究，而必然是牵涉各种利益、充满感情的“一场政治讨论，一场关于社会制度之选择的讨论，一场关于中国国家和民族命运之抉择的讨论。”(第5页)这种讨论势必要被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
拉开这场各种思想大潮激荡不已的一个思想新时代序幕的，却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如果化繁为简，近代有关“中西体用”的各种使人目眩的观点派别都可说是围绕着“师夷长技”这四个字展开的。起初是“是否师夷”，随后是“如何师夷”，而对于“制夷”这一目的的争论则基本不大。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但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而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中国人的努力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尽管“师夷长技”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实践这一主张。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象的激烈的争论。然而也正是在这种争论的刺激中，使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像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但正如作者所说，“他们并不懂得引进西学会使得他们一向维护的君国社稷、圣贤之道一步步土崩瓦解。不过，不明白文化变革后果的这种懵懂状态，恰好使得洋务派有了敢于提倡西学的勇气，敢于主张实行一些初步的文化开放政策。也正是由于看不清中学西学间冲突的本质，他们才设想用西学为辅助的实用手段，补中学之不及，致中国于富强，使清朝得中兴。”(第89页)
如果说洋务派对“文化变革”的后果是“懵懂无知”的话，那么顽固派对这种后果则表现出一种病态的敏感。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他们对培养成为官吏的正途科甲人员学习科学技术尤为反感惊恐，认为这些人员的职责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因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他们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术”的技术化官员。
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形而下”的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病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把西方有无中国可学之长，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完全混为一谈；把提倡学习西学，从道义上谴责为与‘认贼作父’同类的‘认敌为师’”(第87页)，“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他们把不知天文制械等列为“小耻”，把学西学列为“大耻”。据此，向西人学习天文历算“乃今日不耻不共戴天之仇，而羞不知星宿之士，何忘大耻而务于小耻也？”在中国备受西方欺凌，处于国耻频仍的民族危机中，这无疑是个敏感的问题。“可以想见，在举国上下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强盗行径正处在群情激愤的气氛中，守旧派抓住对待外国的态度问题作文章，显然比在‘本末’那样抽象的道理上做文章，更易于煽起情绪，动员舆论，以反对学西学之议。”(第85页)
作者精当地指出，顽固派所说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中国悠久而丰富的传统文化，而只是着眼于伦理内容，而在伦理内容中又仅仅取其‘尊君亲上’的圣道祖训、纲常名教，作为排拒西学的立国立民的‘大本大原’。事实上，中华文化所包含的科学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以及社会伦理的精深博大的内容，是被他们排除于中学的范围之外的。”而洋务派亦概莫能外，也是以“西学为用”是有益而不是有害于纲常名教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的。这种现象的思想背景是唐宋以来逐渐形成的道统、纲常观念占据正统地位，以致被当成中国文化的核心、灵魂、精神实质和唯一的思想内容。这就“恰好表明鸦片战争以来举凡以文化排外言论装点起来的‘中学’，无非就是维护宗法社会中的统治权力和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观念而已，实在说不上是什么对中华文化的维护与发扬。”(第101页)
社会思想的变迁往往是由社会巨变造成的，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维新思潮登上中国社会的历史舞台。尽管维新派与洋务派曾有短暂的结盟，但思想内容却完全不同，或勿宁说与顽固派倒有某种程度的类似，即也持“体用不二”的观点。当然，二者的指向完全相反。
维新派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思想舞台上的主角的角色转换。就社会地位来说，几十年的“洋务”与“顽固”之争是居社会“中心”位置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争论。维新派的出世，表明原来居“边缘”位置的下层知识分子开始占据主角的中心地位，直到辛亥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导者。在动荡不已的社会剧变作用下，维新思想势所必至地发展成为辛亥时期的革命思潮和新文化时期的“全盘反传统”。尽管他们彼此有着重要的思想分歧和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些人物的思想前后也曾发生不小的变化和反复，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趋势却是相当一致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对于“伸民权”的具体形式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则有分歧和争论)。“此旨一立，什么华夷之别，什么体用之分，一概被釜底抽薪，变成毫无价值的题目。”也就是说，“当时两种文化冲突的焦点，不在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的、区域的不同传统特色，而在于现实中存在的先进与落后的强烈对比；而构成这种先进与落后间的巨大落差的关键，又在于政治上的施民权与行专制之别。”“已经达到用资本主义的民权政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层次，已经达到用自由平等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观念取代封建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文化观念的层次。”(第290页)
这种思潮，现在时时被指为负面作用甚大的“激进主义”。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但若强以近代中国的历史来为之佐证，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过激”，则有违史实大矣。康、梁想通过“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过激” ？孙中山起初不也打通关节上书李鸿章，想改良未成才走上革命之途的么？现在常被称道的晚清“新政改革”也是在经过庚子剧变之后统治者才不得不行的，但为时已迟。而对几年前有此要求的维新派，则以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而告终。而且，“新政”本身迟迟不开国会，反而成立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引起各阶层的极大愤怒，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晚清统治者的悲剧在于，每当倘有一线希望的时候他们总是拒绝任何变革，而任何变革都是在机会尽失情况下的一种为时已晚的被迫行为，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势必引发革命。可以说，下层的“激进”大都是上层的“极端”造成的。“改良”应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只要一方固执己见便无法改良。倘套用《矛盾论》的说法，在这一对矛盾中居主导地位的应是统治者的“极端”。所以与其指责下层的“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极端”。
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体”“用”的确是引用最广的概念，但由于根本说不清什么是“体”哪些是“用”，所以必然引起极大的混乱和争论，实有碍于文化的发展建设。一旦超越“体用”概念，就会发现“全盘反传统”固然是“势所必至”而不是“理所当然”，而“维护传统”其实也非“理所当然”。之所以重视维护传统，是因为我们无法完全割裂、抛弃、摆脱传统，是因为在承继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更为平稳。但并没有一种先验的原则、道理规定必须遵从传统。所以，无论对传统采取什么态度，都只有实践操作意义上的“行”与“否”、“利”与“弊”，而无道德价值意义上的“对”与“错”、“是”与“非”。
一九九五年岁末于东厂胡同一号
(《中西体用之间》，丁伟志、陈崧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25.00元)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