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德·埃纳泽尔是法国一个医护中心的女护理员，她的职责是陪伴垂危的患者，给他们以临终的关怀。她把自己在长期工作中的感受写成了一本书：《亲密的死亡》。密特朗总统当时已届垂暮之年，他对这部前所未有的著作非常关心，欣然为之作序，并在序言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怎样死去”的问题。当然，人的死亡就是意识的消失，但是死亡可以说是一个长时间的、或多或少是能够忍受的过程。埃纳泽尔以亲身的经历证明，宣布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相反地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有些极其紧张、激动的时刻。有些人从来不谈自己，然而在临终时却吐露隐情，因为有人在听他们说话。罗贝尔·拉丰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对这部书稿爱不释手，他们对用“死亡”一词作为书名虽有疑虑，但在埃纳泽尔的坚持下未作改动。结果该书大获成功，八个月里重印了四十次，印数从初版的一万二千册增加到二十四万册。出乎意料的是该书尚未在法国出版，它的译本却已在国外出售了。它被译成了十二种外语，包括卡塔卢尼亚语、朝鲜语、荷兰语、瑞典语和日语，原因正如出版商安托万·奥杜亚尔所说，《亲密的死亡》虽然只是写了法国一个医护中心里的事情，但是具有普遍的意义。埃纳泽尔本人也收到了一千多封读者来信，使她感到“人们是多么需要听人谈谈死亡时发生的一切”。法国《读书》杂志在第二四五期(一九九六年五月)上报道了这本书出版的情况，同时发表了对出版界的调查和对一些有过死亡体验的人的采访。
　　实际上，由作者描述自身病状直至垂危的自传体作品，是自古以来都存在的。新的变化是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以疾病和死亡为唯一主题的作品，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艾滋病。人类依靠性的结合才能繁衍，而艾滋病却是通过性接触来传播的不治之症，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尤其是身患艾滋病的作家西里尔·科拉尔，他抱病把自己的小说《野性的夜》搬上银幕之后引起轰动，本人却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五日年仅三十五岁时去世。之后两三年来描写艾滋病的作品大量出现。例如伊萨贝尔·马雷夏尔的《沉默的重压》，描写她的丈夫是个两性人，染上艾滋病后至死都极力隐瞒真相；玛丽·普瓦扎克的《走到路的尽头》，则叙述了丈夫身患绝症后所受的苦难。即使病人自己不说，医生也会将患者的病状公诸于众，总之时代的发展使人们几乎无密可保，因此描绘死亡的作品体裁也日益扩大，从传记到虚构，从随笔到小说，应有尽有。埃纳泽尔的《亲密的死亡》的成功，更使死亡成为　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题材，于是有些人拿出早就写好的作品，有些人给出版社送去了自己的写作计划。正如拉丰出版社负责审稿的索菲·拉热内斯所说：“垂危和死亡在文学创作中都不是禁忌。唯一存在的禁忌是乱伦，现在也正在破除之中。”
　　这些作品表现了各种年龄的人和各种各样的死亡，提出了疾病和死亡的意义问题。被急救中心抢救了六个星期、几次死而复生的菲力普·拉布罗是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写了一本名为《穿越》的书来叙述自己濒临死亡时的感受。通常的看法是，人在临终时眼前会像放电影一样重现自己的一生，拉布罗看到的却是一生中的一些混乱的片段，但大都与死亡有关。例如他看到病房里有他生前的死者：他的父亲、他的自杀的朋友以及阿尔及利亚战争等等。对此他不想作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这些景象是无法解释的。这些故人对他说：“好吧，行了，是时候了，这可不错，你就要和我们在一起了。”其中还有一位神秘的朝鲜女护士，名叫卡伦，他始终看得到她，听得见她的话。他出院后别人告诉他从来没有卡伦这个人，心理学家分析说这只是他的幻觉。他并不否认，只是感到不可理解：他的一生、包括与女性的交往，都与亚洲毫不相干，更不用说朝鲜女郎了，这个幻觉是从何而来的呢？人在垂危时当然很痛苦，但是故人的召唤却使他感到轻松，感受到死亡的甜蜜的诱惑，想跟随他们而去，他只是靠着顽强的意志才抵抗得住，精疲力竭地苏醒过来。现在他认识到死亡不是一个朋友，但也不是一个敌人。当然，无论如何，我们在面对升起的朝阳时，都是值得为生之欢乐而流泪的。
　　无论是感觉也好，幻觉也好，人活着都应该勇敢地生活，有勇气面对死亡。这一期《读书》杂志还介绍了百折不挠的让一弗朗索瓦·德尼奥：一九四七年他在印度支那几乎死于疟疾，后来身患癌症，多次心肌梗塞，多发性神经炎使他的双腿动作不灵，他的身体从上到下全都动过大手术。就是这样一个危重病人，竟在一九九五年秋天宣布要独自横渡大西洋！他是在动完心脏手术后不久身上扎着绷带、坐在轮椅上启航的。第一次失败了，但毕竟在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尼古拉·埃纳尔的协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刚刚出版了著作《大西洋是我的沙漠》，它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德尼奥非凡的毅力，是希望和意志给了他生存下去的力量。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