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妇女研究风靡世界、采撷众多文学、文化批评思潮及哲学心理学理论对所谓菲勒斯中心主义及其制下的父权社会发起全方位攻击的今日，评介女作家可谓险象环生。因为，女性作为他体，必须经过男性话语系统即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整合才能被父权社会所容纳。这一整合的结果是要么女性以“不言”或其他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言说，要么女性被整合入男性话语系统，以男性的话语来言说。按照拉康的理论，进入话语交流系统即学会说话便意味着整合的开始。所谓“识文断字”、“知书识礼”的过程更是典型的被整合的过程。
应当指出，任何强制都不可能完全彻底地长治久安，语言的强制亦然。女作家无论受到多么严密的男性话语的训练，只要作者身处女性的境地，作品中总会或多或少流露出某种焦虑、不满甚或反抗意识。评介女性作家，能否摒弃男性话语(即使这种摒弃不可能彻底)，发现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便显得至关重要，可是由于从事文学评论必得经受严格的话语训练，其间包括参与男性话语同盟，评介女性作家的运作中便处处都是陷阱。评介者们，包括专事女性主义研究的学者们，很容易陷入旧有的话语规范，从而参与男性话语同盟对女性群体的意识整合。《传》中的某些评介便是典型的例子。例如，《谌容》一文在评论《错，错，错！》这篇小说时，肯定了汝青哀悼惠莲的心理独白中对惠莲的暗暗指责并将其明朗化：“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没有丝毫责任感，任性，自私，拒绝做一名家庭中的主妇；而对丈夫为家庭作出的种种牺牲，则不屑一顾。”在此文的作者看来，汝青是一个模范丈夫，惠莲应该感到非常幸福。如果汝青有错误，“那就是他对惠莲太放纵，太娇宠，太迁就，太委曲求全”。因此，对汝青在小说结尾“忽然大包大揽自己‘扑灭了’惠莲‘爱的火焰’，‘制造了家庭的冷漠’的罪责”，评介者认为“既无根据，也不合逻辑”。
其实，汝青感情冲动的自责透露出的潜意识是他对婚后家庭生活中角色互换的反讥；而他在意识中，作为挚爱惠莲的丈夫，作为托载惠莲“到那幸福的彼岸”的小舟，是不应该反抗的。不管谌容有意还是无意，小说本身透露出汝青和惠莲的悲剧是男性中心话语控制下家庭角色互换的悲剧。
必须指出，众所周知的离婚难和遍及无爱婚姻的苟活心态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汝青和惠莲的悲剧。谌容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懒得离婚》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展示了这一特殊国情。不仅如此，谌容还以女作家独特的眼光深入揭示了男性话语权这一社会文化问题。
比如，她描写了女记者方芳。在采访之初，其研究家庭问题的热诚尚属中立，在聆听那位丈夫高谈阔论的过程中，她不知不觉地采取了他的视角，以至于自己说话“愈说愈没有把握”。她最终未能写出原打算“一鸣惊人”的报道，看来也患上了女性特有的失语症。
遗憾的是，评论者在评介《懒得离婚》一文时，不仅未能触及女作家以独特眼光所描述的男性话语权这一社会文化问题，反而认为那位丈夫“有关‘理想家庭’的大段说教分明是在替作者立言”。这恐怕只能说明评论者有如女记者方芳，身不由己地掉进了男性话语的陷阱，也患上了女性特有的失语症。
正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汉语文化和渗透了父权意识的政治氛围的语境造成了今日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地雷阵”。真正地运用“女性的阅读期待视野”来评介女作家的文学作品恰如从事扫雷工作；在扫雷的过程中，踩响几个地雷恐怕是难免之事。可是，只要我们不断地清扫，这个清扫的过程便开拓着中国妇女文学及其研究的广阔前景。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上、下)，阎纯德主编，中国文联
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版42.80元)
品书录
蒋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