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
地理学在我国常说是“地学”，研究地上的自然环境，不错。后来考虑到“人”的因素，于是加上“人地关系”，也不错。不过，这并不完整，还应加上“人与人”的空间关系。我们现在强调发展社会人文的地理之学，其要义恰在这里。从这个内容上再来定性，人文地理应属“人学”或“社会”之学，研究“人山”、“人海”组成的社会空间。
我们都发现，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外国说得很热闹。在那边儿，人文地理更受社会科学界普遍尊重。从学术思想的“根儿”上看，西方哲学重空间，老的康德不说，现代的存在主义者、结构主义者、还有更时髦的“解构主义”者，都重空间。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便有专门谈空间的章节。美国人文地理学家赛明思(M.Samuels)因用存在主义的思想写了一篇“空间的意义”，而得波伏娃书信赞赏。不知我们有没有哲学家与地理学家沟通的例子？我们搞了多年唯物主义，既有“辩证唯物主义”，也有“历史唯物主义”，但如果“物”或者“史”不是落在地上，又没有空间形状，没有个“四至八到”，那它依然是“形而上”者。
地理空间的问题，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社会历史的实际问题。我们常说美国只有二百来年历史，发展如何如何快。这是时间。而美国地盘儿相当大，它在空间上的发展也异常惊人，我们谈论却不多。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Tumer)撰有《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一九二○)、《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九三二)、《一八三○—一八五○年的美国：这个国家及其地域》(特纳去世后，由其学生于一九三五年整理出版)等书，把美国历史的空间特性说得很透。特纳告诉读者，美国社会制度并非是在东部十三州预先制定好了，然后原封不动地向西部延伸，而是在延伸过程中形成、发展、建立，没有这个空间过程，就没有美国。研究空间过程对社会的塑造，属于“历史社会地理学”。有心的读者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历史年表”上的殷周是一前一后，王国维则强调它们的一东一西，意思是周人想得多的不是“跨世纪”，而是“抚东土”、“定天下”，许多制度因此而生。王国维这样重“地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向往大师的后学应多多注意。
对我国历史文明的钻研，应动用“人文地理”这一门手段。谭其骧先生说过，“建国以来地理学界重视自然地理而忽视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学遭受冷落，大致和社会学、法律学等差不多，长期废而不讲。但西方国家则十分重视，取得了很大发展。”我们的人文社会研究早应当补上这个“长期废而不讲”的部分。不过，“因人文科学不比自然科学，必须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有价值，不能光是把洋人的学说介绍几家，外国的著作翻译几部过来，就算是中国也有了人文地理学。”谭先生的话至今新鲜，字字有声。真要做人文地理研究，不能光有“高度”(无论是理论的高度还是遥感卫星的高度)，一定还要有“低度”，即下到现实地面上来落实，勤勤恳恳地“按山川，览城郭，稽道里，问关津”，考察历史地理，仔仔细细地思索我国古往今来社会空间的错综构成、复杂变化。
在“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中，人文地理本十分发达，既有一整套“体国经野”载之典籍的成熟思路，也有社会纵横表里的实践操作，而历史实际中不由人意的客观呈现，更具琢磨价值。从理论上说，经过夏商周以及秦汉的长期历史酝酿，在《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中，已然形成了垂范百代的一系列重要人文地理概念。可以说，为在偌大一块地域中安排好庞大帝国的空间秩序，我们那个时代的祖先既树立了社会地理的“主义”，也解决了社会地理的“问题”。“主义”就是“九州”、“五服”、“移风”、“易俗”，这是“普天之下”；“问题”则是州、郡、县、乡、亭、里，这是“莫非王土”。在古代地理学思想中，“地理”与“地里”为不同的二者。“主义”与“问题”构成“地理”，而“地里”仅指道里远近。若以为古人只晓得道里远近，只记录四至八到，则低看了古人，高看了自己。需要我们虚怀而勤恳考察的，当然是古代社会人文的“地理”，即古人如何建州域、物土疆、辨方经野、因人纬俗。
不少学者认为，最早的人文地理是行政地理，这在中国古代尤其发达。中国古代社会每一回在地域上的大幅度变化(或者“开边三面”，或者“衣冠南渡”)，都要求当朝的人士拿出一套办法，或说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或心理问题。所谓内府“版图”、朝廷“大簿”(均为人文地理档案)，都是王朝管理不可或缺的凭“籍”。侯仁之先生早已指出，古代的许多地理“志书”都有行政管理意义。古代的地理“关怀”，重的是九州之内，所谓“圣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远矣”。为“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明王”左右的“微臣”或收图籍(汉相萧何)，或研志书(唐相李吉甫)，十分重视地理之术，好来“纽”天下的纲纪，“制”世上的群生。
由于朝廷的行政属性，许多地理大事都被凿成制度。所以我们研究一代制度，不能忽视制度所指涉的事物的地理活性。像政区制度、户籍制度、驻军制度、以及赋税工商制度，这类制度如果没有因地制宜的地理说明，不注意“地移而事异”，那只是一纸教条，不能看作社会实际。另外，制度到了地方，不再是严整的朝纲，经下面“对策”的修订，或社会惰性的敷衍，终表现为地方特色。有特色才是社会现实，这些现实才是真实的社会地理景观。举个例子。明朝河南光州东部有商城、固始二县，《明史·地理志》说：“固始，州东北”，“商城，州东南。成化十一年四月析固始县地置。”析县(即把县一分为二)的事，从制度上理解，很简单，下一纸诏书，记一笔新账，完事。但社会现实则不那么简单。析县百年之后，王士性宦游此地，发现“商城自固始分，当时草草，分民不分土。至今商城民住固始城中，田耕于固始村内。固始亦然。两县令常以逋逃拘集而成口语。”(《广志绎》卷之三)析县的实际情况竟然如此。要说清这两个县行政地理与人口、土地分布的关系，很不容易。而什么样的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容忍”商城民滞留固始城中、田耕于固始村内达百余年，则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更有许多全非制度性的社会地理现象，由社会自己滋生而出，研究起来，更觉贴近事实。它们虽多发生在县以下的社会里，但规模却可能比县大，甚至连州跨县也打不住，比如教帮、商帮、匪帮、庙会、山香、市集之类的活动。举例来说，商业活动是地理性很强的行为，与就地干活的农业不同。秦辉对陕西三原县的研究，还有最近法兰西远东学院兰克利等人对陕西泾阳县的调查，都发现，过去这些地方商业虽然发达，农业却照样落后。传统社会里，早已是商业一套分布，农业又一套分布，二者未必吻合。因为“本”、“末”的地理机制不同，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商人则束缚在距离中。怎么样把这两样事情分开来谈，再怎么样把这两样事情合起来谈，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历史经济地理题目。
文化地理是眼下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话题。我们很感谢祖宗留下了地上、地下都布满了“文化”的大地，让我们坐享丰厚的旅游收入。不过，研究文化地理，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加深对我们人类文化行为的认识。人类创造文学艺术，离不开大地，李白说“大地假我以文章”。认识这些文学艺术也离不开大地，俗话说，“不开万卷，不行万里，不能读杜诗”。欣赏中国的文学，离不开中国的土地，读“冰雪满弓刀”不能在魁北克，读“遥看瀑布挂前川”也不能在尼亚加拉。我国古时候的所谓“人地关系”，不少都是人地的文化关系，古代士大夫即使面对的是鸟兽树木、高山流水，“关系”出来的也还是文化，而不是自然科学。按美国“新文化地理学派”的看法，散文家都是天然的文化地理学家，这话不无道理。古今一理，现在张承志有一本散文集叫《大地漫步》，可以说是个很地道的文化地理文献，里面体现的概念、思想不少都是西方文化地理界正在时髦的东西。张承志没有特意去念人文地理，他只是真心地同大地交流，读大地中蕴涵的历史故事与民间风情。还有刘东再上景山的感受(见刘东《浮世绘》)，都是“无师自通”，做出了美国文化地理中很热门的“解读景观”(the reading of landscape)的事情。
再回到古人。需要说一下的是，古人记录的博物知识中有不少自然地理的内容，但那只是零散的知识，长期以来不成系统，并未形成持续发展的“学科”，故不是古代地理“学”的主流内容。古代地理之学的主流内容是人文地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传统地理学中，对山水的宏观格局有系统认识，但那些宏观格局是作为华夏大地的不易骨骼看待，其最高意义是为人文大局规定永恒分野，《禹贡》“九州”便是一例，僧一行的天下河山“两戒”也是一例，它们叙述的是河山布列，表达出来的却是人文大局。“国破山河在”，山河的永固，意味着民族之肌体的颠扑不破。“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历朝人士对中华大地的认知，“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所以，总结我国古代地理学的思想与实践，应脱出近代西方科学地理学兴起时重自然考察的模式，不拘限于洪堡德等旅行家式的地理学家楷模，而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找出中国自己的学问体系。
中国古代重水利，记叙河渠的书很多，其中有些内容很接近今天所说的自然地理。但即使对这样的书，也不能说来说去将它们说成纯粹的自然地理著作。天然河流与人工渠道并述，已经说明其本意重在社会水利而不是自然水文。司马迁“观”“望”过不少河渠湖水，他的感慨是“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水经注》无疑是一部杰出的古代地理著作，但论证它的杰出性，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不能脱离当时地理学的整体水平，不能忽视它的篇幅甚宏的人文内容。研究古代科学史，对古人没有系统化的零星知识，我们可以把它们爬梳出来，系统整理，但最好不要轻率地称“学”。近些年，有些文章给古代的名人名著拚命戴现代式的高帽，如“生态学家”、“可持续发展思想”之类。我们说历史科学要现代化，但千万不要以为把古人现代化一番就是历史研究的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是我们，不是古人。
最后，试总括一下人文地理学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潜力与实力。就文化思想学问来讲，人文地理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书，有思想，有价值观，有文学艺术。就治国平天下的作为来讲，人文地理是古人的一番成就，有尝试，有曲折，有治乱之变。就社会的结构成分来讲，人文地理是社会诸多事物的基本属性，有实体，有层次，有过程，有全国与地方之区别。几十年来，经老一辈学者的开启，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对全国范围的政区演变研究、历代城镇规制与区位研究已相当成熟。近十余年来，新一代学者如葛剑雄等人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周振鹤等人的历史语言文化地理研究、韩茂莉等人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亦渐成体系。都说我国人文地理与国际人文地理的发展严重“脱轨”，意思是指我们当代人文地理学太偏于规划技术，太注重数学模型，而不大理会有血有肉、有情有恨的活人社会。但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却不能这么说，我们现在的研究涉及的问题面很宽，诸如对军事地理、文化村落、疾病分布、商帮研究、地图思想、天下观念、地域宗教、风水思想等等，都有精采之作，远比许多国家丰富，可惜外国人中能看懂的不多。
不过，我们倒不大在乎外国人能看懂多少，倒是很希望国内研究社会历史的大同行们，如历史学家、社会史家、经济史家、艺术史家、思想史家等，能多多关注地理问题，从不同角度把中国这个大地域文明的历史地理过程和历史地理文化揭示出来。另外，也希望我们研究当代人文地理问题的学者，不要与我们自己的历史人文地理太“脱轨”。倘若我们能古今联起手来，定能建立世界一流的人文地理学。
唐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