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作者的看法，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保尔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对待冬妮娅。而且以现代的观点看，冬妮娅的选择更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我想保尔一定相信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谁能否认保尔是可敬的呢？正像我们不能否认保尔对初恋情人的记恋一样。保尔最初也许没想那么多，要“在无限恒在中寻找偶在个体的终极生存理由”，革命的最基本理由就是对自己及周围人的境遇的不满(冬妮娅没有参加革命的充足理由)，我不认为“无限恒在与有限偶在的关系从来都是紧张的”，实际上我们总是记挂着无限恒在，因而自己是紧张的。人在一生中常常要做出选择，我想一般说来在某时某处总会有“较好的”一种选择，起码当时看来如此。如果某一次选择影响深远，而且我们终生都无悔，那我们就会是比较幸福的了。
而且假如真的存在这样一种绝对的处境，一个人的献身就能拯救整个国家甚至全人类于水火之中，但却真的要“灭除偶在个体的灵魂和身体用最微妙的温柔所要表达的朝朝暮暮”(当然并非以此为目的)，怎么办？此时如果冬妮娅不赞同保尔(当然她有选择的自由)，那我就会一点也不喜欢她了。
当人们做出一种选择时，就是放弃了其他可能的机遇，保尔的献身革命与科学家的献身科学在精神上相类似，他们没有富余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肯定要放弃很多，他们不会是浪漫的。保尔对对方的爱有附加条件，冬妮娅也如是。她爱保尔“这一个人”，而不爱保尔“那一个人”。
“爱欲是纯然个体的事件”，这话不假，但并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性的革命与个体性的爱欲各有自己的正当理由，两者并不相干。”个体从来都不是纯然个体。
日瓦戈医生也许并不是弃绝无限。从相对的、个人的观点来看，保尔的心“较硬”，他并不为流血和死亡而发抖，而日瓦戈医生的心“较软”，他见不得“活生生的”流血和死亡，他宁肯让人们慢性地自杀或被杀。这个比喻也许不够恰当，我得承认对此我个人也没有确切的想法，只是有时觉得人们对革命者太苛刻了。
说《读书》
黑龙江 安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