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首先就面临着概念界定的难题，正如作者所言：“‘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界定模糊的概念，同时又是很难弃置的概念。”余英时就用“士”这个与西方“知识分子”基本品格相似的传统概念，很巧妙地绕开很容易引起聚讼的陷阱。知识分子或曰“士”是人类基本价值的建构者，一个社会或某一时代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主流形态，基本是精英知识分子观念的外化与施展，孔子、孟子、朱子诸圣贤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为“天子师”与“世人法”。当然，士这一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部落在不同时段有不尽相同的面貌，而这样说又不否认不同历史时段具备相似特征的可能。比如，晚明东林党人及复、几社中人，在我看来便与晚清新知识分子颇多殊世同遇之感：晚明党社中人身处江湖之边缘位置，清议时政，品评权要，意在以野驭朝；清末戊戌政变失败后，蔡元培、张元济、张謇等一批士大夫挂冠出京，在江南兴教育、办出版、重工商，象征了社会变革力量由朝入野的转移，并由此导致上海和海外反清重镇与帝都朝廷的分野对峙。
桑著恰好选择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为切入角度，力图通过对各派趋新势力的人事脉络和错综关系的考察辨析，描述出1899—1905年这段世纪之交过渡时期的社会思潮与结构。穷搜深究史料与文献，并加以订误正讹，进而小心求证，显示了桑兵严谨的治学风格。庚子勤王运动经过作者依据大量书信、日记、年谱、电讯、当时报章文献、后人研究成果的考辨清理，主要人事活动与过程基本清晰凸现，由史料文献入手，揭示生动丰富的史实，进而论断是非功过，也便显得水到渠成。
若说重视史料为乾嘉以降，直至陈寅恪、王国维等史学大师沿承与追求的传统，那么重视域外学界方法的借鉴，则是近代史学的又一特点。桑著同样体现了这种开放眼光。地缘研究为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史学较常采用的范式，而国内研究者此前却较少触及，由此带来的一些盲点与误区也是不辩自明。桑兵在研究中自觉引入地缘这一变量因素，使许多问题的探讨得以深入。在分析“《繁华报》事件”的意气用事与无谓纷争时，桑兵便强调：“中国是乡土气息十分浓重的社会，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中，移民的血缘关系已在脱离故土时破碎，她仍然由地缘关系所取代。”联系顾炎武所说的“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四者而已”，此事不难理解。在社团的区域分布统计之上综论清末社团特征，同样体现桑兵的这种思路。
桑著对清末教育、文化、新闻诸相关领域关涉甚广，只是既为社团研究，却没有讨论主文学而兼重政治的南社，设计上似有遗憾。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桑兵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四月版，16.00元)
品书录
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