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晓故去将近三十年了。经历过五十年代反胡风运动的人，也许依稀还记得这个名字。从他生前唯一留下的一张照片(还是与别人的合影)看，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张中晓不过是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削的文学青年而已。因为与胡风通过几封信，并在其中写了几句偏激的话，就此酿成终身的惨剧，被捕、开除公职、保外就医送回绍兴原籍，从此，饥饿、贫困、病魔和苦难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生活是异常地匮乏。每天的食粮只有三两定量，半饥不饱，，连牙刷毛巾也买不起，只能用破布条刷牙、旧布片洗脸。然而，这还不是最恐惧的。对一个有着强烈精神关怀的知识分子来说，最恐惧的莫过于内心的那种孤独感，那种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慢慢吞噬着灵魂的孤独感。在十年的苦难岁月之中，张中晓除了要与饥饿、疾病抗争之外，还要与自己内心的孤独搏斗。他写道：“贝多芬曾说过：‘孤独、孤独、孤独……’”，“在孤独中，人的内心生长着兽性，在孤独中，人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在孤独中，人经历了向兽的演变……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和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或堕落，升华与毁灭。”这是一种何等痛苦、何等沉重的感受！孤独可以使一个正常人发疯，可以摧毁强者钢铁般的意志，可以令高尚的人自甘堕落。为了与可怕的孤独作斗争，孑然一身的张中晓想尽一切办法了解时事，保持自己的精神关怀和知识兴趣。没有钱订报纸，就每天来回坐六个小时的手摇船，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在县城的报栏前站立几个小时，没有资格听广播，就每天晚上将一根铁管子通到阴沟里，以便从邻居家的有线广播中听到新闻；生活是那样地艰难，连饭都吃不饱，竟然还饿着肚子省下钱去买书，几年之中积累了满满两箱子；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流谈心，就将各式各样的废纸裁成一般大小，钉成本子，在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下读书的心得……
应对非人的逆境和可怕的孤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张中晓以自己顽强的求知欲望和人格尊严，营造了这样的世界。正如与张中晓同时蒙冤的王元化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是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在无尽的苦难之中，外表赢弱的张中晓竟然战胜了逆境，超越了孤独，他读了康德、黑格尔、罗曼·罗兰、孔子、荀子、朱熹等一大批古今中外名著，记下了三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梦楼随笔》。
张中晓的读书笔记不是为发表而作的。尽管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些笔记也许以后会有用，恳求父亲将它们保存好(可怜的老父亲为此在“文革”中被禁闭吊打，受尽磨难)，他坚信：“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在于)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张中晓只身坚守的，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道德责任，对知识的、真理的责任。这责任对于他来说早已不是外在的义务，而是一种自觉的内在信仰，一种只能如此的生存方式。他的那些读书笔记没有明晰的逻辑结构，只是一块块思想的碎片，一段段富于哲理的智者隽语。然而，只要我们有少许的耐心，将那些似乎是互不关联的只言片语连缀起来，仍然能辨析出他思考的重心所在。
以我初步的阅读，发现反复缠绕着张中晓，并引起他深入思索的，至少是这样三个问题，第一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第二是关于人的自由和个人价值的思考，第三是对中国政治和国民性的批判。
自“五四”以后，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就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回荡，以后更是成为主宰中国知识分子思辨的主流模式。不少作家、学者以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规律、必然性和绝对真理等概念重新编织自己的学术和思想，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然而，张中晓却以其敏锐的理论直觉，开始了对黑格尔主义的反思。张中晓明白指出：“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的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当他的同代人正在孜孜探求历史规律的时候，张中晓却大胆地提出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断然宣布“必然性可以休矣”，这不能不令后人惊叹不已！张中晓对历史必然性的批判，来自于他对历史本相的独特观察。他发现：世界并不是历史规律的裁判所，而只是人生活的地方。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只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对人的本位、尤其是个人本位的高度重视，成为张中晓批判黑格尔主义的原始出发点。
张中晓对黑格尔主义独断的绝对真理观也有清醒的反思。他感到：“过去认为只有一个真理，现在感到许多不同的思想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历史上有地位和成体系的大家，他们都代表真理发展的一个环节。”对绝对真理的怀疑，使张中晓对那个时代中司空见惯的狂热的盲从十分不屑。他认为，热忱可以是求真的激情，也可以是一种成熟的虚骄自大之气。后者由于惰性和缺乏科学思考的能力，会把热忱中所包含的一些知识作为知识的唯一方式，成为独断的哲学意见，并成为一种无知和激情交织的东西。张中晓的眼光是那样地深邃，头脑是那样地冷静，他在一派狂热的激情背后所洞见的只是一种无知的虚妄，而虚妄的学理渊源正来自黑格尔主义可怕的独断论。
的确，在黑格尔的概念硬壳中，张中晓感到窒息，感到在黑格尔的概念威力面前，任何逻辑思考都软弱了，空疏了，任何理智也僵化了，干枯了。老黑格尔布下的似乎是一个巫阵，只要你一思考，一进入逻辑演绎，就会不自觉地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然而，张中晓不甘心，他一定要破一破这个巫阵。他发现，对付黑格尔概念硬壳的最好办法，也许是某种感性的语言，因为它还保持着生活的鲜艳性和生动性。如同尼采、鲁迅那样的道德格言，是一种“有一定的人生价值和思辨的形式”，以这种方式写作，有可能挣脱黑格尔的概念巫阵，自由地放出灵感的火花。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张中晓要选择用感性色彩浓郁、却多少令人费解的杂感语体写作：除了因为环境恶劣之外，还不正是为了冲决内心世界的网罗？
张中晓的告别黑格尔，不仅得益于鲁迅、尼采式的杂感语体，更重要的是来自他内心那坚定不移的信念，也就是对个人价值和自由的高度尊重。在中国的左翼阵营中，曾经有一批经受过欧洲启蒙运动和俄国人道主义思想洗礼的自由知识分子。年轻的张中晓接受过他们的影响，无疑是那些精神传统的继承者。而一九五五年无端蒙受的不白之冤，更使得他对摧残个人自由和人的尊严有着切肤之痛。他深切地知道，失去了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发现他真正是怎样的。只有作为个人，才会感到欢乐和痛苦”。由个人的命运遭际触发，张中晓开始反省造成个人悲剧的整个社会背景。他像鲁迅一样，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中去搜寻非人化的因素。他从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发现，中国的古文化缺乏思维的自由和个人的反思，“对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他从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中觉察到：“某些经济学家的学说由于沉迷于抽象之中，忘记了人，忘记了所有并应该享受一切财富的人。”他更感到中国人的理论著作，读来如死气沉沉的命令，没有个性和人格的投入，“或者是抄袭，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者是宫廷语言的堆积”。张中晓厌烦了这一非人化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他深深地感到，离开了个人，侈谈任何美好的理想，通通不过是乌托邦的虚妄。
且看他写下的两段话：“一个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道德的民主：建立在对于人性有获得个人自由的能力的信心上，同时，又伴随着尊敬的关怀别人，以及基于团结而不是基于胁迫的社会稳定性。”这样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卑之无甚高论，但放在四十年以前，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论！当命运残酷地将张中晓抛到社会的底层，远离接踵而至的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的时候，反而使得他有可能比一般人更深入地洞察人世。他对世俗权力无端地干预精神领域表示了极大的反感，他说：“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读书笔记，而是直面的控诉了，尽管这控诉也是那样地富有理性，带有他那个年龄所不相配的老成。
张中晓很关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他发现，东方的王道政治之所以虚伪，就是因为它在人的感情中投下道德者的假像，貌似温柔，实际上掩盖了实际政治中的残酷性。他十分悲哀地发现所谓政治哲学与流氓哲学不过是一纸之隔，即使区别这两者的所谓道义，也仅仅存在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领域，在政治实践中只有流氓的跋扈，这就是为什么人世间多的是悲哀、丑恶和永远的痛苦……张中晓不愿意自己这样的悲剧继续演绎下去，他知道，政治如果没有一个道义的规则，将是永远的虚伪和残酷。不知是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的苦心思索，张中晓尝试着提出了一个现代政治的道德规则：以合理性为基础的诚实与负责。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张中晓不可能知道韦伯的责任伦理学说，但是，他的充满智慧的猜测距离现代民主政治的道德规则——责任伦理，已经是相当接近了。
身处逆境的张中晓肯定比一般人更能感受到世态的炎凉，感受到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人性的幽暗。他发现了人们的种种可笑之处，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他指出，中国人的行善，是因为出于恐惧，恐惧肉体的被消灭和世俗目的的丧失，而不是由于荣誉、负责、诚实和良心。恶人行恶呢，在一个颠倒的世界和混乱的时代里，也是当然的现象，其实他们的内心非常不安和矛盾，他们是另一种牺牲者，是道德的失败者。而那些所谓敢于反抗的乱臣，不过是忠臣的另一极端而已，因为乱臣与忠臣一样，缺乏独立的人格。张中晓看透了人性的阴暗，看透了国民性的卑劣，在张中晓的心目中，先知者鲁迅正是一面最辉煌的道德旗帜。他满怀情感地称赞说：“无论从思想、文学的眼光来观察鲁迅，都不足以证明他的伟大。鲁迅的伟大，是因为他是一个战斗者，是道德的存在，是激动人心的力量。”张中晓不愧为鲁迅的乡人，他首先也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一个战斗者的形象。他的战斗对象不是异己，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道德的堕落者，而是周围的黑暗，是不正义的权力，是思辨领域的愚昧和人性中的昏暗。
一九六三年夏天，当张中晓整理完三册读书笔记，在序言中感叹再三：“长年幽居，不接世事，贫困之乡，可读之书极少。耳目既绝，灵明日锢，心如废井，冗蔓无似。偶作思索，有宛如走羊肠小道至感。”张中晓过谦了。他的羊肠小道走得是何等的艰难，又是何等的辉煌！
耿庸先生在《却说张中晓》(《散文与人》第六辑)披露了一个他深埋多年的秘密。还是在十八岁的时候，张中晓仿佛是对自己的一生早有预感似地，为自己戏拟了一个墓志铭：
会稽人张中晓，认真活过、读过、写过、爱过、恨过，在还很不愿死时，死了。
耿庸说，当张中晓笑嘻嘻地一字一句念给他听时，那最后一句话一下子把他的感情锤痛了，张开口却半天发不出声音。半个世纪以后，当我读到这段墓志铭，就像当年的耿庸一样，内心被一种无以名之的巨大感伤所强烈震撼——张中晓，实在是一个过早夭折的思想斗士！
有人谈论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依我之见，大浪淘沙，思想史永远是公正的。该失踪的，无论如何凭吊、挽留、哀叹，终是一缕泡沫、昙花一现、过眼烟云。而不该失踪的，真正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有沉甸甸思想果实遗留后世的，纵然一时蒙冤，尘封多年，总有重新发现的一刻。思想史所崇敬的，永远是那些智慧的先知，那些真正拥有思想遗产的精神富有者。
(《无梦楼随笔》，张中晓著，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2元)
许纪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