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此书的十四“名家”，是高友工、宇文所安、孙康宜、余宝琳、浦安迪、余国藩、何谷理、倪豪士、奚如谷、韩南、芮效卫、欧阳桢、王靖宇和康达维。他们中有华裔和非华裔，都是执教于美国大学的资深汉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各有专长，八十年代初起陆续在华讲学或发表个人论著，曾激起同行的好奇心。据我的有限阅历，高友工和梅祖麟的《唐诗的魅力》、宇文所安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王靖宇的《<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等，就先后在中国出版，在古典文学及文学理论等方面都激起不小的冲击波。高、梅二先生的《唐诗的魅力》熟练地运用西方语言学和“新批评”细读法解读唐诗，使人感到为我们开启了通往古典诗歌的另一扇新奇而意味深长的门径。正如客居加拿大的叶嘉莹先生在该书序言里所说，这书的出版，“使国内研读古典文学之青年对西方文评之理论与西方治学之方法有更多之了解，则不仅能使中国传统之诗文评论由此而拓一新境，而且也可使中国之古典文学由此而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标中觅得一正确之位置，此实为一极有意义之工作。”(《唐诗的魅力》，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版第1—2页)应当讲，这些讲学和译介还只是以个人的或零散的方式出现的，使国内学界无缘窥全貌。现在，编者把各位名家的最新代表作集中精选、汇编、翻译出来，想必会显示出一种前所未见的、更加引人注目的整体景观，确是适时之举。
这里收录的论文论及中国古典诗词、小说、文学理论和翻译等，可说是领域广泛，并尽可能使各家的专长显示出来。高友工在诗歌本文和抒情美学理论方面的探究、宇文所安对诗中“时间”的体味、孙康宜的诗人女权主义辨析、浦安迪的叙事文分析、余国藩的明清小说跨文化解读等，在此都各显“一家”之气象，颇能引发阅读兴趣。同时，论文所用的研究套路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女权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和文化研究等，汇集了二十世纪西方的多种文论流派，算得上方法新且全。用这些西方新方法去“读”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中国本土同行和其他相关学者来说，恐怕会感觉既陌生又熟悉。人们一向熟悉的古典文学作品竟能被用如此“西化”的方式拆卸开来，或者竟能显示如此新奇的面貌，难免生出强烈的陌生感、甚至“荒谬不经”的疑问。不过，细细体会之余，可能又会觉得，这些陌生的东西原应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对熟悉的以陌生的方式去重温，从陌生重返熟悉，以陌生再造新的熟悉，这不正是阅读的一大乐事么？中国古典文学不应拒绝外来的新奇阅读，这道理正如“外国文学”也任由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拆读一样。外来新奇阅读当然有时会执滞于“失真”的“酌奇”，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可能为异邦的读者理解他们自己而营造出新奇而意味无限的意义空间，从而使他们能从自己的存在中品出新的意味来。反过来，本土读者也可能从这种新奇阅读中发现解读自己的文学经典的新办法。我以为，高友工对“中国抒情美学”的探索，就理应被视为一个新奇而卓越的创见，可以用来激活由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钟敬文和李长之等所体现的中国现代诗学精神，也帮助我们在披阅古典文学时能依托着一个深厚博大的中国“抒情美学”传统。
我自己并不做古典文学研究，所以对这本书内容的具体得失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我确实在时时从旁关注这门研究的新进展，希望从中“偷”取一点做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工作的灵感。因为，我一向觉得，古典文学的“寿命”虽然早已中断，但它作为一种深厚传统的“生命”却总是活跃着的，在无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地方，它都在时时展现自己的“永久的魅力”，随时激活新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今人对它的研究，重要的与其在说明它的过去事实，不如在揭示它在今天的创造性意义及其新的存在风貌。
我这里想说的是，这部文选使我特别感兴趣的一处地方，是敢于向某些“定论”发出挑战。例如，余国藩教授对西方汉学界有关中国文学只重视理性主义和平常伦理而缺少“超自然”因素和“宗教灵感”的成见提出质疑。他注意吸收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用大量例证令人信服地证明：“对怪异和陌生事物进行归类和记录的冲动”，深植在中国文化传统内部。而在文学中，尤以六朝“志怪”和唐宋“传奇”为代表，浸染了浓烈的神、魔怪、动物精灵等“超自然”色彩。“如果说对超自然因素的兴趣至少构成了古代中国小说创作和收集素材的基本冲动之一，那么，这种冲动在其后的若干世纪中同样被证明是保持在了中国人的想象力里。”余教授据此明确断言：“中国文学的丰富传统，远非缺乏什么宗教灵感，而恰恰是受多种宗教因素影响甚至是其转化而来的。”(参见第408—416页)我认为，这一见解是有充分依据的，有助于纠正西方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误解。
也许，余教授的这一挑战不仅直接针对西方主流学术话语，其实也可以说是向中国本土的某些相似“定论”发出的。当人们习惯于承认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规范的深远影响或“儒道互补”的威力时，却容易忘却一个原应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实：非正统的、民间的、宗教的或奇异的力量往往以远为复杂而深邃的形式存在于文学之中。相对于正统儒家推崇的《诗经》而言，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早已展现了奇异的风采。而至迟从汉魏六朝小说开始，中国文学中就活跃着奇异的或新奇的文化因子。文化中的奇异因子总会有很多种，但可以一般地说，哪里有正统权威，哪里就有唱反调的非正统或反正统力量。尤其是，当后者在现实社会中一再遇挫时，就往往不得不内化为作家、诗人的难以排泄的内在“郁结”，而这种“郁结”就成为他们的丰富的审美想象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之一。当然，无论在文学里还是在它所身属于其中的文化里，正统力量和非正统的奇异力量之间总是相互依存的，彼此不可或缺的，两者共同编织起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世界。正是出于对这种非正统或奇异力量的关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提出有名的“奇正”观，一扫过去单纯地扬正抑奇的正统偏见，首次以明确形式肯定以屈原为代表的“奇”的力量的独立的文化价值和对“正”(或“雅正”)的积极作用，为其在古典文化结构中争得了合法地盘。应当说，刘勰的这种“扶奇”努力，在中国古典文化演进中具有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和革命性的意义。例如，很明显，如果没有这种努力，就难以从古典文化的整体发展上证明唐代文人“传奇”之大量涌现等奇异现象的合理性或合法性。自“五四”以来，以钟敬文教授为代表的本土现代民俗学者和诗学家，更是虚心参酌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致力于揭示民间下层文化(非正统文化或怪异文化)的积极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及其对上层文化(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的渗透、激活或弥补作用，并以大量研究具体地显示出这种作用在古典文学本文中的存在踪迹。遗憾的是，这种宝贵洞见未能及时为海外汉学界获悉，并且在国内至今未能引起“精英文化”层的足够重视。上述讨论和争鸣或许还会持续下去，但至少可以提醒海内外同行：如果忽视非正统或奇异因素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特殊角色，就不可能真正领悟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气韵。
这样说似乎不应只是针对古典文学，而应看到在现代文学(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中的同样的适用性。如果说刘勰所谓“正”一般地代表正统规范，“奇”表示新奇或奇异力量，那么，奇正关系就应同样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之中。我想我们不得不时常遭遇种种奇正冲突。相对于支配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诗坛的、作为主流话语单纯“传声筒”的正统诗歌体制来说，“朦胧诗”这怪物无疑以“奇”体姿态发起强大冲击。对弥漫于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堂皇叙事体而言，沈从文以湘西风情为题材的抒情体小说、张爱玲对都市人无意识欲望的诗意透视等，自然容易被误作失正的奇语而掩埋起来。同理，金庸借“新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体而对中国古典文化神韵的创造性再现，以及这种再现的“俗而雅”的奇特形式，也可能被我们的本土“高雅”人士在根本无需阅读的情形下就绝对地贬斥为不入流的“低俗怪物”而加以“拒绝”。正统规范的存在及其合法性是确实的，但不应为着维护正统权威而粗暴或简单地随意排斥与打击新兴的边缘的奇异力量。尤其是当正统规范变得僵化或守旧时，适当引入、吸收奇异因素就成为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机制了。我们不难列举出大量此类古今事实：刘勰以“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的赞语而对屈原等的“奇”语的肯定，正是适时地顺应了六朝时代日益高涨的以奇体变革正体的呼声；鲁迅等对“伟大而可怖”的陌生的西方他者采取“拿来主义”的明智态度，为发展中国现代文化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等等。今天，在中国文化面临世纪末选择的关头，我们更有理由重新审视现有的奇正格局，努力发掘奇异力量本身的价值及其对正统规范的变革意义。此时，海外汉学界的上述研究，无疑具有某种借鉴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唯独海外汉学家才如此注重奇异因子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也不是说他们的见解就一定正确，而主要是说，他们的局外的清醒观察确实可以成为解除局内人的漠视的一支具有奇效的兴奋剂。
其实，“奇正”的含义是宽泛而丰富的，对不同对象自有不同解说。不妨讲，对于我们本土学者来讲，北美汉学家的研究也是一种来自异邦的奇语或奇学，即是一种与我们本土现成学术规范不同的奇异的“他者话语”。这奇语可能会向本土学术正语发出挑战，让我们一时难以适应、难觉舒服。但我想，如果我们本土学者是自主的和自信的，具有平静地吐纳任何奇异他者的胸怀和健全心智，具体说，就是充分相信自己本土话语的生命力和对新变化的调整和变革能力，就不应对这种海外奇语感到恐惧，而是牢记刘勰的话：“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海外“奇”语亦通“正”，与本土学术规范相沟通，该不是什么突发奇想。
一九九六年八月一日于北京
(《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乐黛云、陈珏编选，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五月版，26.00元)
王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