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涩和玄妙完全是两回事。二者有时相通，更多情况下是彼此相反：前者枯燥乏味，后者妙趣横生。《伪币制造者》属于后者。这部安德烈·纪德唯一的长篇小说，最初引起我的兴趣是由于另一篇小说：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这位流星般划过中国文坛、本身谜一样的作家，让他如谜般的主人公数次企图完整地、用心地阅读一本谜一样的小说《伪币制造者》而终归失败，这样，重重的谜团围绕着一个文本不断衍生增殖，使之充满神秘的魅力。
我从图书馆抱回《伪币制造者》，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结果和徐星、徐星小说主人公一样半途而废：如许的断片、议论、枝节横生、漫无际涯……只好听凭它被尘封在大学图书馆的角落里。这时节，萨特、马尔克斯、昆德拉铺天盖地、从者如流；这时节，勇于探索、实验的八十年代很快成为陈迹，众语喧哗、各行其事的九十年代换上了全新的舞台布景；这时节，读书人开始认命，开始在图书馆尘封的角落里翻出十年前一眼掠过的本文……
纪德是被公认为在现代法国文学中尚能创建“经典”风范的语言大师。这不仅因为他写出了激动人心、传诵一时的散文诗《人间的食粮》，纤毫毕现、令人汗颜的回忆录《如果种子不死》等名篇，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种优雅、精致、回味隽永、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满蕴灵性与温馨的“文体”，这种文体将深厚的人道激情与娴雅细腻、饶有风致的个性魅力，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从而凸显出人类心灵蕴藏的丰富、博大、深沉、委婉多姿。初版于一九二六年的《伪币制造者》是作者五十七岁时的集大成之作，何以在现代小说史上很少被提到、还不如早纪德一代的小说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呢？
理解这一问题必须将另一个法国文学名家罗兰·巴特的思想风格和形象与纪德的形象加以“叠印”。二人有许多共同点：都企图打破传统的文体界限，将各种文体杂糅、拼接，从而使作家和读者实现“本文的自由”。《人间的食粮》、《伪币制造者》是这样，巴特的《恋人絮语》、《符号帝国》也是这样。巴特还把这种写作实践上升为一种诗学(“本文的欢乐”)：“本文是一种欢悦的对象。”“文学的挑战在于这部作品如何使我们关切、惊异、充实？”(转引自卡勒：《罗兰·巴尔特》，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第102页)
《伪币制造者》就是这样一部“使我们关切”、令我们“惊异”、最终“让我们充实”的作品。它的文体似是而非：在一个松散的小说框架内，日记、书信、散文、随笔、评论、戏剧对话的片断……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它的叙述身分暖昧不明：作者一会儿用“第三人称”、一会儿用“第一人称”、一会儿又用“第二人称”叙述，三种人称的叙述角度经常“交叠”在一个段落中；它的叙述语调也变化莫测：一会儿是成年人的沉稳明达，一会儿是少年人的天真稚嫩，一会儿又是玩世不恭者的尖锐犀利……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中年小说家爱德华，他正在写一部叫《伪币制造者》的小说。纪德以此暗示和强调了整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虚构性”：这幅世纪初年的法国知识界风景画，仅仅是作家正在构思的一部同名小说的“素材簿”或“素描本”，它具有“未完成性”，它像生活一样，总在展开，永无尽头……而尤其有趣的是：纪德让上世纪末轰动一时的“荒诞剧”《于布王》的作者、法国青年诗人阿尔弗雷德·雅里(一八七三——一九○七)在小说末尾出场，将真实和虚构进一步打乱，从而进一步体现出纪德的“小说哲学”；小说的真正用途在于重构现实，即将现实“虚构化”，使真实和虚构间的森严界限被小说的“虚构功能”彻底“解构”、打乱，使之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相互生发、相互隐喻……这样，现实成为本文之一种，成为词语和观念的虚构物，纪德以此寄托了甚深的讽喻、自怜、感伤……罗兰·巴特写道：“重要的是使欢悦领域均等，废除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虚假的对立。”(同上，第103页)巴特所说的“领域均等”盖指破除人们以“实际生活”的欢乐为欢乐的“迷”、“执”、“痴”，点醒世人沉梦：一切现实，均为虚构，不值得为其献身——欣赏它吧！
人常说：生活对年轻人来说是一首诗；对中年人来说是一出戏；对老年人来说是一场梦。而《伪币制造者》恰体现了作者的这种“中年心态”：纪德的意图是让读者从壁垒森严的现实中读出它可笑的、荒诞的“游戏规则”，并与之保持优雅的、批判性的、若即若离的“距离”，就像小说家爱德华在这部小说中的地位：所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后都汇拢、归结到他身上，但他在有意无意置身局中的同时，往往能抽身局外，达到佛语“入火不热、入水不湿”的道行和境界。事实上，主人公化身为无数：他是体验青春期“成长的烦恼”的少年俄理维和斐奈尔；他是对少女始乱终弃、遭受良心谴责的青年文桑；他是恶作剧的顽童乔治；他是衰迈之年仍疑惑不已的钢琴教师拉贝鲁斯……他对少年的爱具有双重意味：既是对如水逝去的青春年华的沉湎，又是作者同性恋情欲的精神投射——同性恋在纪德那里是向以性别分裂、性别奴役和性取向歧视为基础的性权力话语的挑战、冲击和颠覆；而钢琴教师拉贝鲁斯则是老年纪德的化身，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具有总结性、揭示性作用，他往往在一段主要情节的结尾处出现，用自己的言谈对小说的哲理主题加以揭示：“我们整个宇宙正在不谐和的淫威之下！”这个对自身的衰迈牢骚满腹的老人，一次枪抵额头企图自杀，却因讨厌枪的爆炸声而作罢；不料正是这把上了子弹的枪埋下了祸根：他的孙子波利受同伴怂恿，为试验自己的勇气，竟在上他的课时当着他的面用这把手枪将自己误杀！老人在小说结尾处，代表一生磨难的纪德控诉道：“残忍！这才是上帝的第一面目。”
《伪币制造者》可谓“小说中的小说”。它的绝妙处在于创造出一种电影式的“镜头感”，使小说的每个场景都处于作者(读者)的严密关注之下；同时，作者总是企图干预小说中事态的进行，从而使读者始终处在急于参与到小说进程中去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兴奋状态。纪德故意地将创作这部小说的烦恼连同小说的写作进度“<SPS=0647>露”给读者：
夏季使我们小说中的人物东西分散，我们就利用这机会来对他们细作检讨。而且我们也正达到故事的核心……我始终抱憾斐奈尔在爱德华身边占据了俄理维的位置。事情的发生太不凑巧。爱德华所爱的是俄理维。……萝拉，杜维哀，拉贝鲁斯，雅善斯……此辈与我何关？他们不是我找来的；由于追踪斐奈尔和俄理维，我才和他们在途中相识。算我倒霉，此后我已不能把他们抛开。
而俄理维被巴萨房伯爵引诱失身后，他急于向他真爱的爱德华解释以修旧好，这时，纪德使用了跳荡的语句和双重的视点：
如果至少他能在宴会以前先见到他！这时立刻见到他！他会扑上去抱住他；也许他会痛哭起来；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他。……四点以前，他还有时间。赶快，来一辆汽车。
他把地址告诉车夫。他到达门前，他的心跳着，他按铃……爱德华却外出了。
这样短促急迫的句子，将置身局外的读者也拉入小说中，拉入到少年激动迷乱的心境中。“……还有时间。赶快，来一辆汽车。”这句下意识独白，既是小说中人物的心理语句，更是作家和读者“急人物之所急”的心理语句，二者完全重叠，融会无间。同时，这个“超负载”的句子还负担着情节叙事功能，从而使叙事节奏更形加快，读者完全能想象出“汽车疾驰而过、冲到门前、少年狂奔”等景象，而纪德只用了简短的几个字，其叙事的功力可见一斑。
小说随处开放着这种流动的镜头感，它在你的心头置放了一面玲珑剔透的镜子，让你对人世间奔腾不息、川流而过的生活万象产生一种“灵视”，使你哀挽它的迷狂，叹赏它的不竭的激情和永远生动的美。而小说中随处安插的警句，如：“玄秘的枝条，每是窒息的产物”；“整个生命途中的人所等待的也就是解释”；“所谓诗情亦即人在神前自愿就范的心绪”……这些宝石般的句子将小说提升到诗和哲学的纯净高度上，它给予人一种明澈的智慧：在永无尽头的生活面前，没有唯一的真实，只有无穷的解释，它们可以安慰生命途中的人，使他们“怡然理顺”，在广阔、流动、无所依归的生活(“神”)面前“自愿就范”，不再迷恋、挣扎和痛苦了……这就是小说命名的“玄旨”所在：“伪币”是对“真币”的解构，它混淆了界线，使真伪难辨，真实被虚构化，虚构被真实化，二者同时汇入川逝的生命河流中，达到了《红楼梦》所谓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纯粹诗境。顽童乔治在玩弄伪币，作家爱德华在玩弄词语，文桑在玩弄女人的感情，巴萨房在玩弄文学和荣誉……“我在一个故事中享受的东西不是它的内容，甚至也不是它的结构，而是我加在光洁表面上的擦痕：我快速前进，我省略，我寻找，我再次沉入……”(罗兰·巴特，同上)人在世上生存，难道不都是宇宙这个“光洁表面”的随涂随抹的“擦痕”吗？世上万物，从终极的、诗化的意义上说难道不都是小说(“虚构的本文”)吗？所谓“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真实”，难道不都是一种“本文的欢乐”、“词语的欢乐”吗？这是东方世界观的精髓。巴特在《符号帝国》中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为此深深着迷。他将一帧日本青年的俊美头像置于书的开头和结尾，让读者的视线始终在这个美少年的形象内外穿行，这帧看似相同的肖像，在结尾处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个青年的眼睛和嘴角浮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痕。巴特在肖像旁有一行神秘的批语：“近于微笑……”这是生命本身在微笑：玄妙莫测、不可言喻、奇幻瑰丽……
纪德在小说中引费奈隆的名句为一章题记：“如果不是我的误解，惟有万物之花才是可取的……”纪德让我们与万物保持“优雅的”距离：只撷取“万物之花”，让万物“洁身自处”，不要痴迷于占有、抢夺它们吧……。纪德的目光穿透了用“伪币”搭建起来的“现实”，对之付以忧愁的、感动的微笑……。由此回想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对八十年代的讽喻性描写，回味这颗“徐徐消散的星辰”在中国文坛谜一样的消失，再对照一下那些“曲终人还在，<SPS=1843>颜唱俚曲”的作家们和今日中国的文化现实，一种苍茫的浩叹不禁油然升起：本雅明引尼采语将波德莱尔称为：“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一切伟大的思想和著作，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于天津
(《伪币制造者》，纪德著，盛澄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