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几年的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现象，以前一阵有关思想和学术分合关系的争论为例，寻找思想失踪者的张榜人在为个体思想群落趋于灭绝而叹惜惆怅的同时，自己恰恰是自觉经过体制化训导而又是在大学里占有一席职位的一分子；而不懈追求体制内的学术规范化的首倡者之一尽管在此之前也受过体制内学术的训练，却恰恰在当时是以文化个体的体制外身份和立场对思想失范加以点评的。如果舍弃形式化的判断，从本质而言，这两类人又均属于某种边缘人，他们拥有自己一套颇为独立的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不追随意识形态的潮起潮落。可他们又明明是学术体制运作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尽管体制的影响对其而言有可能只具备形式的意义，这明显反映出了转型期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独特景观。
如何透视这一现象，简略点说，居于“民间思想村落”内的个人未必如浮萍般被想象为散落飘零于真空之中，他们同样可以介入体制化的知识长流中获取与形式化的群落形态并非冲突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有别于权力话语支配下的内容。也就是说，“民间思想村落”采取的形式完全有可能与学术体制内的知识话语的内容相协调，这是其一。其二，思想寻踪者们显然是把自己当作硕果仅存的思想余数来加以自诩的，其回眸往昔时的故事叙述又是明显把“民间思想群落”和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对立了起来，但就其学术经历和现任职称而言，他显然又是站在现行体制内的立足点上发言，这一矛盾形象本身就说明思想产生的能力与体制内知识话语的形成并非毫不相关，关键的问题乃是，知识生产的相对自主能力如何转化成一种个体思想的判断资源而不是一种权力话语支配的外在力量。
不能否认，学术体制对知识生产过程的形塑历来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美国学者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撰写的题为“中国领域中的国家”的长文，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中话语权力的支配问题作了很有兴味的分析。这篇文章处理的并非是美国的中国学四十年来如何建构中国史的解释构架，而是审视学术社区如何制约和影响知识范式的生产过程。作者认为，库恩所提出的“范式”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构成的问题，也是一个知识如何嵌入科学社区的问题。接受范式的那些人为知识和财力所支撑，不接受者则被从社区中排除出去，思想的力量不能与强制他们接受的制度力量分离开来。有关中国领域研究的争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权力或思想连贯性问题，而是这些意念丛如何与学术社团功能相联系的问题。比如柯文曾提出：“冲击—回应”解释模式背后的现代化理论支持就与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需要密切相关，是符合美国政治、军事、经济干预亚洲的意识形态架构的。按照库恩的说法，范式不仅是与思想系统有关，而且也与学术社区的工作有关，要理解范式的意义，人们不仅要注意思想理念的构成，而且要关注“团体结构和认知一致性”的关系，学术社区的功能决定范式是否被采纳，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社会科学范式的变化不是从对原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异常”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产生出来，而是源于世界的危机，社会科学理论一般均产生于危机时代，很少是正常情况下的产物。自然科学范式的实施多少由科学家团体本身来承担，而社会科学理论家往往在国家领域中寻求庇护人，或通过如大学，杂志，专业协会和基金会等学术制度实施范式，范式的问题已不只是知识权力的问题，而且是实施权力的问题，对于战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作者特意使用了一个字“圈地”(enclosure)来加以形容，其意是说，中国学研究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理论总体框架下的一个分支，成为解释美国国际关系角色的一个注脚。这基本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二次大战对美国的影响提供了“圈地”的理论基础；二是四十年代福特基金会的重组为学术“圈地”提供了外部财政的资助；三是五十至六十年代大学的扩展提供了设备和人员的基地。这种国家、基金会和大学的互动造成了相对隔离于社会的“学术事业”，如“亚洲研究协会”(AAS)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成为学术圈地的有效工具。“圈地”所造就的学术机构会控制其目标和防止研究的偏向行为。
社会科学的范式不仅从制度中获取权力，而且也与基本的主导社会思想相符合。作者特意研究了六十年代施坚雅教授代表的以研究中国地方市场模式为特征的中国学流派，是如何通过体制化的运作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科学模式”的。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科学界在范式运作时把市场社会理论作为行为与思想的整体预设前提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这种预设又使许多其他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理论被视为非法，美国的一些基金会组织并非仅仅垄断学术研究，而且也要求在价值、程序目标和指导者与学生的关系模式方面建基于美国国家与军事需要的基础之上，一小批人往往垄断研究经费，只同意探讨那些在支配性权力范围内的项目。
文章的结论是，一种范式或观念不能仅仅通过思想的力量支配中国研究领域。它必须进入学术市场，但由于它被传播和购买，因此没有绝对自由意义上的学术市场，只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作者认为，也并非没有散布于主流支配之外的个体性挑战，只是这种挑战很难在制度意义上对支配性范式构成威胁。
这篇文章本身内涵着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那就是思想批判与知识增长的制度化过程是否绝对处于互斥的状态。换个角度说，思想是否能成功地回避学术制度内任何权力话语的支配。从历史上看，思想与体制的分合关系确是颇有曲折可述，如长于思辨的德意志人在十七世纪的宫廷文化时期就纷纷鄙薄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作用，莱布尼兹、莱辛等人一度纷纷舍之而去，然而十八世纪学术体制却又成为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哲学的温床。比如著名的哈勒大学就成为理性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大本营，在这一过程中当然出现了一些插曲，如卢梭提倡的自然主义精神对古典理性主义的反叛是不受制度化权威束缚的，这与其意识到体制有可能压抑个体存在的先觉有关，但思想运作的总趋向毕竟随科层制的强化终被纳入了理性化的制度轨道。同样不容否认，十九世纪以后的思想大师们均少有逾出这种理性塑造程序的，可他们最终仍成为卓尔不群的思想巨人。由此我们会感知，体制对思想在形式上有限定并非具有绝对负面的意义，因为它可能具有促进知识积累与增长的中介作用；反之，知识积累一旦形成权力话语，同样可能阻断非体系范式的思想向外传播的路径。在上述文章的末尾，作者提出的解决体制与思想自由矛盾的方案是：多元主义应该被制度化，垄断则会被摧毁，也许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社区接受思想是因其有力和唯美，而非因它们是制度所兜售的某种范式，这一切的运作仍是在学术体制的范围内得以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体制并不完善，思想余数们仍有被迫向边缘的可能，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仅仅以此为托词去无奈地感叹思想的流失，而不去参与重构那理性发展与知识积累所赖以依存的形式空间。
这篇文章给我们的另一启示是，中国民间思想界要想与世界对话，并非要回避和排斥学术制度的形式化建构，或者把个人认知与制度建设对立起来，而是要力争在体系内部建立自身有别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知识传承方式和自律性格，这是提倡学术规范的真实目的。与此同时，知识生产在取得相对自律品格之后，仍可能受某类知识社区中定向霸权的支配。民间话语也仍有可能在现代知识机器的轮盘赌中输尽其浪漫的玄想。即便如此，我们仍应从知识构成与话语支配的类型及内容着手来判定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现象，并使之与意识形态系统界分开来，而不是全盘抹杀由知识积累达致的学术成果和方法。学术自律的暂时缺乏并不意味着所有学术社区都会成为腌制霸权标本的酱缸，或意味着我们必须返璞归真于秘密结社式的思想群落状态中去讨生活。
回到原来的话题，也许我们不必过于认真地对待这张招贴已久的寻人启事，因为它本就拒绝讨论知识的产生及其类型，而仅仅只是在追踪个人选择的身份和态度。这里边昭示的问题是：思想群落在形式上对学术秩序的拒斥是一种无奈抑或是一种自觉？如果说六八年的学术秩序尚不足以骄傲地自诩为拥有严格意义上的规范，六八年人对其拒斥尚可视为一种无奈的话，那么，高考恢复后对体制的进入与认同恐怕只能以自觉投入来加以说明，否则，寻人启示张榜者在体制内的学术履历恐怕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它喻示着知识范式在体系内的积累与个体思想的自觉形构之间会产生互动格局，并为思想超升提供潜在的导引作用。其影响方式有时并非体现于具体的某个大学、研究所或某类基金会，而是作为一种“实践与信念的整体”(ensemble of practices and be－liefs)而存在着，它可能是文化垃圾处理站，也可能是知识精品廊。你对此可以褒，可以贬，可你就是不能提起自己的头发吊出这个现实怪物的影响之外。这也许就是二十世纪思想界的悲剧抑或喜剧？即如众口皆誉的顾准先生，如当时有良好的学术体系以为支撑和丰富的知识增长以资参照，其作品的学术价值或许会更大于目前的精神象征意义，这绝不是对历史人物的苛求。因此，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改造而非拒斥似乎并非是一种让思想缴械投降的逃兵策略，而是真正富有建设性的选择。
干脆点说，所谓“民间思想村落”的故事无异于精心构设的成人童话，它如一抹抛送给西下斜阳的叹惜，又如废墟中的挽歌，美则美矣，可人如果总在这种诅咒现实的炙热激情中生活，我不知这种仿古式的猎奇之旅到底能走多远。正因这则“寻人启示”的描述并没有批判性地反思过六八年民间群落到底拥有多少知识前提，而只是用小说家语言把它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文学现象加以叙述，结果，文学语言形塑的群落形象反而会在当代知识爆炸面前显出自己无骨的苍白。
终于，思想寻踪就这样被诠释为形式美的追踪，变成了对逝去如斯的历史遗迹的迷恋，可是如果我们不从“思想者”的思想前提本身入手去寻绎历史的真正价值，那么其形式化的东西之真正意义何在也是令人怀疑的，正如我在以往的讨论中所言，“思想”与“学术”的分野互动不宜放在一种形式化的浪漫描述中加以定位，以致于把“思想”(自由个体空间)与“学术”(压抑性群体空间)作为对峙的两极加以文学性的褒贬。
(Robert Marks，“The State of the China Field ：or，the China Field and the State”，Modern China，Vol.11 No.4，October，1985.)
杨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