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一书于一九八二年出版，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一本关于社会阶层形成的很有特色的和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干部(Cadres)在法国既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身份概念，也是官方的社会统计中正式使用的社会分层概念，它不仅仅指官员或公务员，也包括企业和事业部门的管理者以及技术干部等。在该书中，波尔坦斯基不仅引用了大量的访谈材料和分析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而且从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不同的角度，考察干部作为一种“社会身份”产生的过程。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干部的分析应走出一般的阶级划分或社会分层理论，而应当从历史的考察中来看这个群体在什么时间产生、为什么会产生、如何产生、扮演什么角色等等。他认为人们通常关于“干部”的概念都受到分层理论的影响，干部实际上是一个实体，或具有一致性的同质整体，他既包括由旧资产阶级转化而来的企业主、高等学府毕业的大老板，也包括出身于工人的车间主任、商业代理人，以及一般的行政管理者和从事研究的工程师，从文凭、收入、社会出身、职业类型直到生活方式和政治观点，他们都有所不同，但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形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干部身份”。在这儿，我们似乎仍然能看到布迪厄的命题：“社会主体被他致力于创造的世界所创造”，不过波尔坦斯基已开始更多地关注主体的创造过程。
真正使波尔坦斯基与布迪厄彻底决裂的，是他从一九八一年开始与经济学家特维诺(Laurent Thevenot)共同进行的一项很具体的研究，即受法国的最高统计部门——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委托而进行的关于社会职业分类的研究。作为这项研究的理论成果，就是一九九一年问世的他们合著的《关于证实：重要价值的协调》。在这本立意新颖的理论专著中，见不到人们所熟悉的经典社会学的社会分类概念，如群体、阶层、工人、干部、青年、妇女、选民等等，也没有经济学中的进行理性选择的“个体”或人类学中嵌入生活的“人物”，这本著作的主题是研究人们的生活境况，探索重要价值领域之间产生不协调的原因和建立协调关系的可能性。传统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不管是什么学派，实际都声称，尽管人们是出于一些明显的动机并按照理性的原则来行动，但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被某种客观的隐蔽力量所左右，如看不见的手、历史规律、行动逻辑等等，而波尔坦斯基的这本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不再把行动者视为由某种力量统治的主体，而是通过研究主体的行动过程、主体的所处的境况来了解日常世界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同的生活领域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合理性规则。在该书中，波尔坦斯基和特维诺使用了一种新的分类方式，他们把具有重要价值的生活领域分成六种形式：即圣灵(宗教)领域、家庭领域、舆论领域、民事领域、商业领域和工业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最高价值、自己的秩序观念和自己的价值合理性的证实方式，不同的领域之间往往会产生不一致，如宗教领域的最高价值是信仰，家庭领域的最高价值是情感，市场领域的最高价值是竞争，商业领域的最高价值是利润，民事领域的最高价值是共同生活，等等；在经济领域中具有合理性的竞争、个人主义、利润追求等价值很可能与民事领域中的社区、集体、共同生活等价值相对立。波尔坦斯基认为，过去人们总是试图从某一个领域的重要价值规则出发，赋予这些规则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把这种规则扩大到整个现实社会，这种企图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就是不同领域之间价值规则的一致性。而波尔坦斯基要证明的，恰恰是现实社会中价值规则的多元性，他认为只有在一定的境况中和一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不同领域的价值原则之间达成协调，重要的是弄清楚不协调的原因和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关于证实：重要价值的协调》标志着布尔坦斯基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新的理论假设和理论体系，完全走出了布迪厄主义，从一个布迪厄的亲近弟子和得意门徒转变为布迪厄主义的叛逆者和批判者。布尔坦斯基在法国社会学界几乎成为新的学术权威，他是五十多岁的一代人中唯一在著作和声望上已可以与其长辈们平分秋色的学者。一九九五年，多斯(Francois Dosse)写了一本引起法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学术思潮分析著作——《感知的帝国：人文科学的人文化》，该书涉及到法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几乎所有的学术界名流，其中给予布尔坦斯基的显著地位和介绍其思想和著作的大量篇幅，甚至使得有人指责其带有为新一代学者树碑立传的明显倾向。在此要说明的是，很多学术评论家或大众媒体所说的所谓法国“新社会学”学派，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什么独立的、有理论体系和代表人物的学术派别，而只是一种自八十年代末在法国社会学界就出现的新的学术思潮，即走出那种或把主体神化、或把主体消解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从社会行动的视角重新考察和估价那些被人们忽视了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是“事物”或“事实”，而是“主体间性”，在“主体间性”中的行动才是“有意义的行动”。
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