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韩文中对“大众”的完全实体性指称，我却不能完全赞同。作为文化创造的主力与源泉的“大众”，是否就完全等同于托尔斯泰分其土地的穷人、或鲁迅等五四作家笔下描写的车夫、佃农、奶妈？而获取这一资源的唯一途径是否就是财富面对贫困进行“道德忏悔”？如果对这两个问题采取肯定的回答，那么就很容易导致韩文中的结论：当经济地位发生转变，“大众”相对富裕、精英相对贫困时，道德忏悔不能成立，不能发生，那文化资源必定就开始枯竭。
其实我们只要将韩文中作为文化资源的“大众”换用另一个名词来指称，视野可能就会清晰起来，这个词就是“人民”。用以描绘在过往岁月里有力地推动着文化与历史发展的那种力量，可能“人民”一词会比“大众”带给我们更完整一些的感受；即便在今天，当我们提到它，恐怕也难以否认它会在我们的心底召唤起一种深沉的(也许是模糊的)情感。在这种时候，在我们不承认“大众”构成文化资源的时候，却很难对“人民”说出同样的话。
仅从印象式的描绘出发，我们也能看出作为文化生成资源的“人民性”与不具备这种资源性的“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当我们谈论“大众文化”时，我们很明确地知道谈论的是一种可以被操纵的东西，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商业力量，它喻含的基本关系是“控制”、“占有”和“获利”。但是谈到“人民性”时，感觉就不那么有把握了。它到底是什么？聂赫留朵夫公爵的忏悔固然是有“人民性”的，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同样也以这部作品获得了“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诗人”的荣誉。我们总是在事情发生以后说：这是有人民性的，这是人民感情的表达方式，而作出这表态和选择的实际上正是人民在选择。只要我们将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那种力量(或称资源)叫做“人民”，我们就很难对它下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或指称。只是我们知道，它存在；而且它喻示的基本关系是“沟通”，个人与它的关系是良性的、可交流的，并且方式不止道德忏悔一种——当然，这“沟通”不是容易和随时发生的。
如果能够承认在浮华的大众之外(或之中)，还有真正的、尚处于寂寞的躁动之中的“人民”，那么问题的提法就不该是“哪一种大众构成了文化资源”，而永远是：“如何让大众构成我们的文化资源？”
说《读书》
上海 周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