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二次大战前的法国巴黎，活跃的艺术圈内。弗郎索瓦兹是一位作家，同时从事着令人瞩目的戏剧活动，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两者在她都有着鲜明的令人鼓舞的目标。最使她感觉幸运的，是她和皮埃尔彼此深爱。拉勃鲁斯·皮埃尔是一位成功的演员，极具天赋，并且头脑健全，思想深刻。他们两人的爱情除了一般所具有的激情以外，还很难得的富于理性，也正是这种理性保证了他们的爱情，绝对不需要担心激情枯竭，忠诚和信任的观念也是不必要的。有的只是日新一日的理解。就是在这片坚实的爱情土壤上，弗郎索瓦兹才毫无警惕性地将格扎维埃尔引进了。
有一个人心怀恶意地注视着他们这个三人行组，等待着破产的终局，那就是皮埃尔的妹妹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也是一名艺术青年，一个奋斗中的画家，所以特别关注哥哥的三人行命运，是因为她正沉溺于对有妇之夫克洛德的爱情之中，饱受折磨，并且前途无望。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她断定这异想天开的三人关系逃不脱你死我活的下场。伊丽莎白也对也不对，对的是由于她不像弗郎索瓦兹志得意满，而是爱情中的弱者，深受其害，能够了解男女关系中的残酷性质、阴暗的一面；不对的是她没有区分弗郎索瓦兹、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的三人组与她和克洛德夫妇的三角关系的差别。她经历的是世间最常见的男女纠葛，一不留心就会失足的感情陷阱，苦乐爱怨都在一般性的意义上发生和感受，是现实的生活。而弗郎索瓦兹他们却不然。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是有着男女关系乌托邦的意义，是不可用通常的经验的尺度去衡量判断，他们是一种创造性的关系，一种人类的后天性关系，是艺术的关系，是反自然的，具有着知识分子锐不可挡的探索与实验的理性精神。
但无论伊丽莎白对还是不对，她的关注的眼睛是有必要存在的，她的经验对于照射弗郎索瓦兹在三人关系中的感受也是必要的。她与克洛德痛苦关系的事实非但没有把弗郎索瓦兹的三人组拉入现实的窠臼，反而将其鲜明地区别开来，突出了它的乌托邦面目。伊丽莎白对此面目的认识是：虚假和做戏。不幸的是她的看法又一次对错参半。弗郎索瓦兹为其耗干心血与感情，精疲力竭，终于崩溃的，确实是一场“虚假”和“做戏”。不过这是从伊丽莎白的人间立场出发所看见的情景，而在弗郎索瓦兹，则是一项理性和感情的艰巨的营造工程。
事情的开始是有些不得已的，但弗郎索瓦兹的决定却反被动为主动，她将其窘迫的处境一改而为创作奇迹的良机。当她发现她所监护的姑娘格扎维埃尔与皮埃尔互相吸引，而她却一反以往面对皮埃尔的艳遇的常态，遭受到内心的嫉妒的磨折，在经历了恐惧和痛苦的挣扎之后，做出了这一个重大的抉择，那就是发生在小说第一部的结束之处，她和格扎维埃尔间的情节：
“相反，一切都可能很美好。”她说。“一对和睦结合的夫妇已经很美好，而三个竭尽全力彼此相爱的人更加多彩多姿。”
她停顿了一会儿。现在是她自己介入、接受冒险的时刻到了。
“因为您和我之间归根结底不也正是一种爱情关系吗？”
然后，弗郎索瓦兹再进一步设想：
您看，如果在拉勃鲁斯和您之间也有爱情，这就构成了一个多么美好的三人组合，完全平衡均等。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三人关系是建立在三个人平等地彼此相爱的基础之上，它首先摒除了嫉妒的情感，这是弗郎索瓦兹所认为最有害的情感，它是有毒的东西，没有理性，是原始的冲动，它是以占有他人为前提的情感，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她所以要建设这三人组合，就是为了抵抗她心中初露苗头的嫉妒心，而三人关系中，是绝无嫉妒的立足之地，是消除嫉妒的有力保证。因此，三人关系便是充分给予个人以自由的。自由则与嫉妒相反，是最为弗郎索瓦兹珍视的东西，她认为，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体验到存在的真实感，一旦没有了自由，存在的自觉性便取消了。她和皮埃尔的爱情使她满意的就是，他们完全是自由地相爱，不受任何制约，是自由的选择。因此，在他们的关系之中，她最恐惧的不是皮埃尔爱别人，而是皮埃尔因为她不能爱别人，那样，破产的就不仅是爱情，更是她弗郎索瓦兹的信仰，恰恰是这信仰，将她与皮埃尔紧密地联合起来，合二为一。事情是这样矛盾，为要解决这困境，三人关系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现在好了，在弗郎索瓦兹作出选择的一刻，所有的矛盾都摆平了，崇高的自由压制了卑贱的嫉妒，理想被护卫了。最重要的，弗郎索瓦兹不会变成一个她所不认识的弗郎索瓦兹，就像伊丽莎白那样的，充当着一个不是伊丽莎白的伊丽莎白。在她的眼睛里，伊丽莎白是一个不认识自我的人，她一心一意地设计自我，然后沉湎在这假想的自我里面。她努力成为一名画家，事实上，“她的画就是把颜料涂抹在画布上，以使其像幅画”；她疯狂地爱克洛德，其实呢？“她倾心于他只是因为她也需要伟大的爱情。”这是一种错误的自觉性。而弗郎索瓦兹却正相反，她的自觉总是对的。她时时刻刻都能真实地体会到自我的存在，她对此深信不疑。她的存在是如此的稳定可靠，甚至是具有着一种濡染的能力，就是说空间和时间，都因她的所在而明确了存在的事实。在小说开头的时候，她走在空洞的剧场里，有一段直露的描写：
要不是她来到这儿，这里的尘埃气味、半明半暗的光线，透着忧伤的寂静，这一切对任何人都不存在，全然不存在。而现在，她来到这里，地毯的红光如同一盏羞怯的长明灯穿透黑暗。她拥有这种权力：她的存在能使事物摆脱无意识状态，她赋予它们色彩和气味。
伊丽莎白的存在却是那样软弱，她甚至要由外部的事物来决定自己的存在。比如晚上外出时，她总是热衷于更换裙子，“穿上另一条裙子，就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她总是扮演着与弗郎索瓦兹对照的不幸的角色。令人惋惜的是，当弗郎索瓦兹感觉到她与皮埃尔坚不可摧的两人世界出现危机的时候，她竟也堕入伊丽莎白的不知所在的深渊。皮埃尔在她赋予的自由下和格扎维埃尔散步去了。将会发生什么？她知道也不知道，事情变得前景可怕，最有效的安慰是不去想它，假设没有未来。而一旦不要了未来，现时也变得可疑了，存在动摇了：
时光一瞬间一瞬间散散落落地流逝过去，一个一个不连贯的动作和形象密密麻麻、杂沓纷乱地堆积在一起。
关于时间的连贯性对存在的意义，在此之前，弗郎索瓦兹曾经和皮埃尔的被监护人，年轻的热尔贝讨论过。他们俩到旧货摊去觅东西作道具，在一个大咖啡馆里取暖，谈到对生活的期望，热尔贝承认他的生活时而美好时而则不美好，但他以为这是正常的，甚至他更进一步地认为这种烦恼以及穿插其间的快乐瞬间才是生活的实体，来龙去脉都是无意义的，仅是“一些嘴里发出的声音”。他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存在主义者，对于弗郎索瓦兹来说，他的观念过于虚无，又过于现实，显然是没有抵抗力的。这些孤立的生活瞬间尽管可以使痛苦变得容易忍受一些，可是，她却对自我的存在失去了自觉，所以她必须面对未来。
未来是什么呢？退回一个人的世界是屈服和认输，放弃皮埃尔等于是放弃立场，她的存在是与皮埃尔共同建设的，皮埃尔和她其实是一个人，过去和未来都是从此出发。那么，便只有前进，进到三人世界中去，建立一个三角鼎立的爱的关系。这便是弗郎索瓦兹富有创造性和冒险精神的选择。她要以创造来实现存在，同时体验存在。
这是一个爱情关系的乌托邦，除了保持自由的观念和摒弃嫉妒，还取消了性别。它否认爱情发生在两性之间的必然性，但它又与同性恋绝无关系。小说中有一个同性恋的小小的角色，吉米奥，一个龙套演员，委琐而可鄙，但我不以为作者会是出于对同性恋的狭隘的偏见，我宁可认为这角色的匆匆一笔是为了区别三人组里同性爱与同性恋的差异，这不是一回事。这种爱又和博爱无关，它是发生在三个人的范围之内，是我们通常说的爱的涵意，只是处境复杂。于是，它就必须是极度纯洁无私的。
当然，性是一个不好处置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忽视它。伊丽莎白早就断定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上过床了，可是三人组里谁都不为此事交换意见。事情只是在散步、谈话、社交、跳舞的活动中进行，组合的形式是有规律的交换，原则是每两个人之间都要保证一定时间的单独相处，单独相处的情形不是作为秘密，但也决不作必须公开的制度，而令人感动的就在于他们都非常乐意地选择了互不隐瞒。性的问题依然没有提出。可是就像是火山口里的岩浆，不知哪一天就会喷薄而出，在这一天的到来之前，不可避免的，空气中散布着紧张不安的情绪，只有以顽强的沉默去掩盖它。
快乐和坦荡只是表面的，内里却是焦虑。弗郎索瓦兹始终在与这种情绪斗争，克制自己，并且认为这种克制是有意义的，是三人组建设过程中不可少的心理活动，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经过艰苦的心理抵抗而获得成果的。她对皮埃尔也基本满意，因为他爱自己也爱格扎维埃尔，在这三角之爱中是尽了他的责任的，并且他与格扎维埃尔单独相处之后，总是详细地向她描述过程，这也符合自由地爱的原则。至于她听到这一切的心情，她自己能对付得了，对此她有足够的准备和认识。问题出在格扎维埃尔身上，被接收加入弗郎索瓦兹和皮埃尔之中，她是真心感激和高兴的，可好心情很快就过去，随之而来的是<SPS=0351>扭，捣乱，闹情绪，发脾气，心怀恶意。她总是把事情搞糟，叫大家扫兴，人人心里不舒服。她完全不顾弗郎索瓦兹的苦心经营，肆意地对这三人组作着破坏。
这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来自小地方卢昂的姑娘，被匆忙拉入这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实验，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她的本能很强大，说话行事往往受着本能的驱使，这使她表现得任性和无常。她其实是很不适合于作为弗郎索瓦兹的实验伙伴，她根本不具备参加这实验的素质和训练。弗郎索瓦兹对她寄予的希望是不公平的。就是她打破了沉默，提出三人关系中的那个最为尖锐的问题，性的问题。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它是关系到三人组的生死存亡，它要是不解决，三人组的存在就时刻面临危险。现在好了，这个最具有哲学意义的人文课题，被最无教养的粗鲁姑娘揭开了。所罗门的瓶子拔掉了瓶塞。
格扎维埃尔是以一种既是迂回又是直接的方式打破沉默的，那就是和热尔贝做爱。后来，弗郎索瓦兹也同热尔贝做爱，并做了情人。这全都是为了维持三人组的平衡，而三人组一旦需要外人来帮助平衡，事实上已经灭亡了。热尔贝的只求现时，不问过去和未来的朴素哲学，特别适合承担这样的任务，就是不求动机和结果，短期地、随时地爱和被爱。弗郎索瓦兹在向热尔贝求援的同时，她的关于存在的人生原则便分崩离析。这是发生在最后了。再把话说回来，格扎维埃尔和热尔贝做了爱。这就好像在一座房子最底下抽去一块砖，房子立马崩塌了。
首先是皮埃尔跳了起来，他控制不住自己地勃然大怒，直到格扎维埃尔与他共享了一个多情夜晚，确保了对她的爱情，才平静下来。他的暴怒暴露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在这三人组里，皮埃尔其实一直是个中心，这个中心是由性和性别所决定的。事情并非弗郎索瓦兹所向往的那么平等。性的问题可以沉默，却无法抹煞。当它终于来临的时候，不平等的真实面目水落石出。这时候，弗郎索瓦兹和格扎维埃尔都必须克服嫉妒和占有欲，而皮埃尔却无须与自己斗争，他幸运地处在一个轻松的位置。而格扎维埃尔勇敢地打破了这个封闭的三人组营垒，于是，皮埃尔没有经过自律的嫉妒和占有欲便暴露无遗。那两个都在做着艰苦的思想劳动，企图修正不良的人性，甚至本能的格扎维埃尔也不能例外，而他却不劳而获。
我不由想起一本名叫《英儿》的小说，出自著名诗人顾城之手，写的也是二女一男三人组的故事，开篇第一页，便是充满陶醉的一行题记：你们是我的妻子——我爱你们。三人行从此出发了。一切都是妙不可言。设想一下，若是由皮埃尔来组合这个三人行，是否也会那样的心旷神怡。然而差别就在此，重要的就在此，这个三人行恰恰不是以处于中心的皮埃尔倡导，而是弗郎索瓦兹的提议。由弗郎索瓦兹所动议组合的三人行，才具有乌托邦的意义，否则就只是男性的美梦而已。
弗郎索瓦兹是为三人行所付出努力最多的，因为她是组织者，也为了她在三人行上寄予了重大的期望，她是要将人性放在一个艰巨危险的处境里，使之经受考验，因而抵达更美丽崇高的彼岸，是炼狱的含义。于是，她不仅要抵抗自己的嫉妒的恶意，还要教育和安抚格扎维埃尔的恶意，这耗尽了她的耐心，格扎维埃尔总是好一阵歹一阵，使得弗郎索瓦兹一见她便感到紧张。但她还得在格扎维埃尔和皮埃尔之间周旋，因为皮埃尔不像她那么容忍格扎维埃尔的坏脾气，为了维持三人之间的爱情，她就成了一个外交使节似的，调解着这两人的关系。无论目标多么伟大，过程却不由得变成无聊而且荒谬。在这些琐碎的调解事务里，弗郎索瓦兹消耗着精力和感情，写作变得不重要了，皮埃尔的戏剧事业变得不重要了，和皮埃尔的爱情也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让皮埃尔同格扎维埃尔和好，让自己同格扎维埃尔和好，将三人行维系下去。她不知不觉地脱离了她原先安身立命的生存状态，她模糊了她的存在。
有个人物必须提到，她先后只有两次出场，但她却是弗郎索瓦兹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她的存在面目。她的名字叫保罗，是个出色的舞蹈家。第一次出场是在三人组合形成之前，格扎维埃尔已经进入她的生活，与皮埃尔的爱情初露苗头，她不由地愁绪满心。在一个聚会上，保罗表演了一段舞蹈，她看着在众人注目下活动着的保罗，保罗的存在是那么鲜明，她只是保罗无数观众中的一个。她感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偏移了，淹没在所有人的存在之中，而她向来以为：“她怎么可能是随便哪个人呢？”这种消失是可怕的，不禁向自己发问：“而我，我是谁？”结论是：“我谁也不是。”决定成立三人行，这是一个推动，她要以三人行来巩固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保罗的第二次出场是在三人组形成，但已濒临危机之时。保罗邀请三人同去一个夜总会，看西班牙舞蹈。弗郎索瓦兹去接保罗，走进她的家，看见其家具、装饰、摆设都“矗立着保罗的形象”，于是，“弗郎索瓦兹感到自己相形之下就像这些希里科油画中的无脸头颅一样平滑，光秃”。看来，三人行组并不能挽救弗郎索瓦兹的存在。
现在，三人行组即将土崩瓦解。格扎维埃尔和热尔贝睡了觉。弗郎索瓦兹终于无法回避这个事实：格扎维埃尔嫉妒她和皮埃尔的爱情，并且不打算克服，公然采取了背叛的做法。而皮埃尔的大吃其醋则是更大的打击，她看见了她所不愿看见的事实，那就是三人组合中的不平等。最可怕的是，在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讲和的那个不归之夜里，她竟然感到她被皮埃尔抛弃了，感到她受到了不忠的待遇，这些念头证明她自己也背叛三人组的崇高原则了。弗郎索瓦兹能做的都做了，已经竭尽全力，余下的事情就是顺其自然，让仇恨滋长，与热尔贝做爱。事情甚至降到了伊丽莎白的水平。伊丽莎白为了平衡爱情失意的心理，和委琐的吉米奥去睡觉。这正应了一句中国的名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而皮埃尔毕竟是有理性的知识分子，但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对三人行关系的态度最终归于冷静，他决定促成格扎维埃尔和热尔贝的爱情，从而保持他与弗郎索瓦兹的关系，他不想在这场实验中赔了夫人又折兵，也是丢卒保帅吧，既然事情不成功，那至少让它回到原来的状态。可是，想回却未必回得去。
故事以弗郎索瓦兹杀了格扎维埃尔为结局，这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只要格扎维埃尔存在，弗郎索瓦兹永远不得安宁。“不是她就是我。那将是我。”这就是结论。
这场实验就这样告终，可是在它诞生的那一刻，它的光芒就足以照耀人类的存在，正是它的不可实践，决定了它的乌托邦性质。它试图将人放在最复杂困难的处境，以使人对偶尔性的存在具有更加鲜明强烈的自觉和自主，更上一层楼。由于高不可及，它便成为一个空想，可是有空想比没空想好，空想是凌驾于人类的标高，它诱使勇敢者攀登和跳跃，使不可能逐渐接近可能。
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上海
(《女客》，西蒙娜·德·波伏瓦著，周以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版，8.60元)
王安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