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如此感性地谈论这些幻觉时，与其说是表露我的痛悔，不如说是承受一种命运。是时间之神过早地合上了他的眼睑，使得我只能用想象，去和他进行冥冥之中的交谈。或许，这使我们不被过于真实的外貌所梏。诗人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匿名之人，他向外部展示的应该仅仅是作品，而非相貌。然而布罗茨基有着高贵的相貌。但“高贵”和“诗人”并不总是……看看二十世纪的历史，就可以获知，恶，惯于借助某种高贵的伪装偷袭人的内心。
一九七二年六月——让我们记住布罗茨基被逐出苏联的时间。无论是对个人的驱赶，还是对群体的屠杀，都意味着——邪恶，不仅在这个世界如此频繁，甚至还会叠合。仅从这一点上，二十世纪便已足够黯淡了。
布罗茨基留下的遗产是精神的，也是给予精神的。他一生留下的作品并不浩翰，但却有着极高的质量，充溢着思想在掘进中的力度与锋芒。而这一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他的善恶观，确切地说，是对“恶”的认识，构成了布罗茨基善恶观的核心。
对恶的认识在他数十年的思考中逐渐深化并愈来愈富针对性。从布罗茨基深具洞察力的散文及他在接受访问时极具智慧的言谈中，可以看到这种善恶观不断深化并向前进的轨迹，而这一轨迹中最为系统的论述则是一九八四年在美国威廉斯学院的演讲《毕业典礼致词》，这是我所见到的对于我们所处时代人类状况最为深刻的剖析及警示。
一九七六年，三十六岁的布罗茨基在那篇曾获得英语世界广泛声誉的自传体散文《少于一》中，指出了俄罗斯思想中对邪恶的深刻认知：“俄国人碰巧占有如此先进的关于邪恶的观念，却因其异常复杂的句法结构被拒之于意识的门外。”他接着指出：“我们几曾见过如此坦诚的一位邪恶跨进门坎说：‘喂，我是邪恶。你近来好吗？’”并非是出自于善良，而是我们想象力的贫乏。在这里，布罗茨基几乎明白地告诉了我们，邪恶是从不会宣称自己是邪恶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布罗茨基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采访时，明确提出了“增殖邪恶似乎是时间的功能”这一观念，他指出，“目前的状态——从总体看——并不合适道德和正直的生存。”
一九八四年，布罗茨基在《毕业典礼致词》一文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善恶观，并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告诉世人：“无论你们多么勇敢或谨慎，在你们的一生中，都一定会与所谓的恶进行实际的接触。……这就是生命的结构，即我们以为是恶的东西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仅就它老是以善的面目出现就能说明这点。”接着，布罗茨基直指人类的现状：“恶确实胜利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我们自己身上。”
一九八八年二月，布罗茨基在接受美国《时尚》杂志记者访问时特别强调，是“语言的堕落导致人类的堕落”。他甚至认为，政治家滥用语言进行的政治演说，实际上已犯下了“语言罪”。
一九九四年二月，布罗茨基在《致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公开信》中，对邪恶与人类的关系做了发生学上最为直接、尖锐、毫不虚掩的表述。他指出：“因为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作家或者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布罗茨基这封公开信是对同样是作家、思想者、异议分子，如今是捷克总统哈维尔的一篇著名演讲《后共产主义的噩梦》中观点的质疑。这几篇先后刊发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及答辩，是我所看到的两位具有欧洲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对于人类状况及人性的最为精彩、深刻的争论，而争论的核心直指邪恶和人类本性(无论是民主制度下的人类，还是极权制度下的人类)的关系。无疑，从思考的深度以及对于邪恶起源的追溯力度上，布罗茨基的论述及探究更具说服力。
所以，当我对布罗茨基善恶观的逻辑发展如此归纳时，布罗茨基精神遗产中最具内在力量的部分便渐渐地呈现了。布罗茨基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诗人，如米沃什所说，他是一个高文化的诗人。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思想家诗人，是充满思辨、追问及自我追问，并且独具见解的诗人，是一个罕有的、在自己的文字中烙下强烈个性的诗人，假如说他早年的自传体散文《少于一》还带有线性叙述及适应西方对苏维埃铁幕内好奇的行文风格的话，在以后的散文中，他迅速地把任何这类的痕迹都清扫干净。他的散文既吸收了学院式论文的优点，如渊博、结构意识，又毫无学术论文的死板、枯燥。读他的散文，如同一次次智力及想象力的激荡，你会不断震惊于他独特的观察、军团般的气势、对复杂性的认知、恢宏想象力及宽阔的知识视野。如同斯图尔·艾伦在评价布罗茨基时所说：“即醉心于发现。他发现关联，用精辟的语言揭示它们，再去发现新的关联。”
作为一个诗人，布罗茨基似乎并不特别看重他的散文，甚至不喜欢别人过于关注他的散文，他曾自嘲式地认为：“散文是一种糟糕的必需品。我写散文是因为生活所迫，它比诗歌更容易维持我的生活，而且我只在有人约稿时才写散文。”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他的存在经验和文学观念，这种观念在他那篇谈论茨维塔耶娃的重要文献《诗人和散文》中有着极好的分析。他写道：“我们可以从诗人转向散文写作这一事实中看出一种文学上的对卑俗的向往，一种成为(作家)群体的一员，并最终变得‘像其它人一样’的愿望。”同样地，他对茨维塔耶娃的评价也几乎可以完全用在他自己的散文创作上。他说得是如此之好：“散文形式不是茨维塔耶娃的避难所，也不是解脱——无论是心理的或是风格上的——形式。她写作散文，是有意识地扩大她的孤立领地的范围，即挖掘更多的语言潜力的努力。”“我们应该因为她的转变而感谢上苍。再说，诗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损失。如果说诗的形式有所损失，那么可以说，诗的活力和精华，即诗的实质，在散文中继续着。”
所以，尽管他极擅长用散文表达深刻的思想，布罗茨基却从未放弃写诗。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诗始终是他生命的中心，也是他写作的中心。在他因流亡而安居美国的二十多年中，他天才般的诗歌创造力并未衰竭，诗的产量也未减。他写的长诗《新儒勒·凡尔纳》和《二十世纪的历史》，从结构及画面上直接切入二十世纪重大的人类事件，给予重新的解读与发现，并大量使用戏剧性对白和编年史式的(历史人物)独白，既属于诗剧的形式，又有史诗的宏伟。但以我的感觉，他最好的诗歌大都写在他在祖国的时期，长诗《悼约翰·邓恩》是真正伟大的诗篇，诗中传达的声音带有古典的哀婉，孤立卓绝，没有一丝杂音。请听：
约翰·邓恩睡熟了，他的诗睡了。
他用的形象，音韵，磅礴的诗行
隐没在视野之外。苦闷和罪愆，
渐渐疲软，安寝在他的音节中。
……
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煎熬，全已沉睡。
恶习沉睡。良善在邪恶的怀抱里安卧。
……
“不，约翰，邓恩，是我，是你的灵魂在说话。
天堂之高怎能不叫我伤感！
因为我的劳动赋予生命沉重如
僵直锁链般的感情与思想。”
……
无论这些湍流转动哪个磨坊的磨石，
它在这世上碾磨的是同样的粗谷。
因为尽管我们的生命可以分享，
世上又有谁来分担我们的死亡！
……
睡吧，约翰·邓恩，睡吧，沉沉地睡去，
别惊扰你的灵魂。你的外衣么，它已撕破，
东一片，西一条。可是看哪，那颗明星将光刺过云层，
正是这光才使你的世界维持到今朝。
可以说，这是我们时代所能产生的最为广阔、最为深沉、最具灵魂感染力的诗歌了。
如同布罗茨基对自己的描述，他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一个珍重独来独往的自由而看轻抛头露面机会的人”。但他绝不是一个遁世的诗人，他从不放弃用文学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利。如果说布罗茨基从他最为崇拜，甚至视自己为他一部分的前辈诗人奥登(W.H.Anden)那里深受影响的话，他比奥登进入得更深，也走得更远。如果说奥登“只擅长诊断，但从来不敢贸然治病的话”(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Sperder］语)，布罗茨基不仅擅长诊断，而且立即提供药方。他的药方既开给个人、家庭、社会，也开给国家，甚至——开给总统。
对于个人，他的药方是独一的。他写道：“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对于家庭，他的药方是：把诗集摆到柜子上，火炉架上，甚至放在窗台上，让它无处不在。
对于社会，他献上处方：“书店应该被当做水电公共设施，价格低廉。除此之外，诗集应该摆在药房里出售(最明显的原因是读诗可以减少你去看心理医生的费用)。最低限度，美国每一家汽车旅馆房间的抽屉里，都应该放着一本美国诗全集与圣经并列。如果圣经不反对与电话簿为伍，自然更不会反对与诗集放在一起。”
对于国家，他要求，让“读诗、写诗、出版诗的人都应该得到减税优待。”并“把其中一些书拿到贵国各大报纸连载，以供初学者参考。”
对于总统，他给哈维尔的建议是：“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甚至可以颁布总统法令……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斯，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这就是约瑟夫·布罗茨基——他所献身的文学，他作为人类公仆所承担的义务。这一切，构成了布罗茨基的遗产。
一个失去了布罗茨基的世界，无疑，将变得更为邪恶。
黄贝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