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翻印的《玉台新咏》有活字本和木刻本两种。活字本传说有五云溪馆及兰雪堂两家，但今天所见仅为前者，《四部丛刊初编》据以影印。今见最早的木刻本刊行于明嘉靖年间，但有后人掺杂增益诗篇的嫌疑，不为世人所重。至明崇祯六年寒山赵均小宛堂刻本问世，赵氏跋语说明据宋刻翻印，字句和编次都不同于流俗之本。此本小字精雕，宋讳且有缺笔，颇有摹宋之风，历来学者和藏家均极推重。于是射利之徒和作伪之家，撤去赵氏重刻跋语，混充宋本。世人不察，往往误以为宋刻真本，题款钤印，倍加珍重。
崇祯六年已届明末，不久明清易代。据清初徐<SPS=1749>说赵氏原版毁于沧桑之变，印本流传无几。至清代中后期，藏家能得到赵本，已惊喜书缘匪浅。民国十一年著名藏书家南陵徐积余影摹赵本，请著名刻工黄冈陶子麟重雕行世。徐本雕印也不草草，民国初年著名藏家傅增湘认为徐本“镂刻甚精，所谓下真迹一等也”。当年曾以赵本作宋本，如今作伪者又不时以徐本充赵本，甚至冒充宋本。鱼目混珠，非老于此道者往往难辨真伪。于是，怎样辨认赵氏原刻《玉台新咏》，书商和藏家都不能不予以关注。
有细心人比勘赵徐二本，找出文字差异，作为鉴别的依据。魏隐儒等编著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一四九页)记载：
卷四第二十一叶首行赵本为“<SPS=0812>晚申千里外，……行路正威<SPS=0813>……，”徐本则作“违脱巾千里外，……行路正威迟……”。
卷十第六十八叶末行上端，赵本为“黄<SPS=0814>”，徐本为“黄<SPS=0815>”。
后序第七十四叶第八行末字，赵本为“以矣”(是错的)；徐本为“鲜矣”(是对的)。第九行末赵本为“苗间集”(误)；徐本为“花间集”(正)。
据此对比审定是赵本还是徐本，是明本还是清本，方不至著录错误。
由于过去没有人如此言之凿凿地指出徐本和赵本有这些差异，而这些区别又是那么一目了然便于应用，所以目前许多人深信不疑地据此书所述区分这两种版本。于是有上述错字者方为真赵刻，没有错字者为假，一时成为定论。殊不知这些标准都不成立，根本不能依据！
如果没有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印本《玉台新咏》作证，也许人们不会如此相信魏书所述属实。该印本《出版说明》中写明，系“据向达先生藏明寒山赵氏刊本影印”。书中钤有南陵徐积余收藏印记，人们很容易想到这就是徐氏刻书时使用的底本，正宗赵本非此莫属。若以此本为据复核徐本，不难看到，魏书所说毫发不爽，二本确实存在那些差异，赵本的错字徐本尽予改正。文学古籍刊行社自不乏通人，向达先生又精通目录版本之学，鉴定自然可信。加以《玉台新咏》的诗篇并非文学研究的热点，学者很少究思于此。赵本一般人看不到，藏家只着眼于板刻如何精良，传本如何稀罕，无暇顾及文字细节。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赵本就是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近年我国古籍市场开始兴旺，虽然今非昔比，货源奇缺，却也时有异本，赵氏小宛堂刻本就是其中之一。最近应友人之请鉴定此书真伪，发现历来记载多有误会，不可轻信。赵氏此板印本不一，今日流传各本至少有下列三种：
(一)原刻未修印本：此本于魏书所列各鉴别字都与徐本相同，与魏书所说赵本不同。此本卷二目录“石崇王昭君辞一首”下无小字“并序”二字；卷六目录“孔翁归奉湘东王班姬一首”，作“奉”，不作“和”：这些与徐本不同。所见此本为涵芬楼旧藏，见《涵芬楼烬余书录》集部九十九页第三部，四册。今藏北京图书馆。此印本罕见。
(二)原刻修板印本：此本与上本同，唯上述卷二和卷六目录两处，此本有“并序”二小字，而且作“和”不作“奉”。此印本多见。
(三)原刻补板印本：此本于魏书所列各鉴别字都与魏书所说赵本同，却与徐本不同。此本卷四第一叶边框窄，与其他各叶不类，显系补板，故错字迭见。除魏书所说外，至少还有七处显误。卷十第六十七和第六十八两叶都是补板。卷尾陈玉父后叙虽非补板，但下边框上方数字有补刻痕迹，如“唐花间集”之“唐”字第一笔，原板作短横，补刻作点。看来“鲜”和“花”误为“以”和“苗”系补刻所致，第一第二两种印本都不误。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即为此本。此印本多见。
结论出人意料，不能不予以必要的说明。特别是看到《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刊出刘跃进先生的佳作《<玉台新咏>版本研究》，就更有必要略加辨证。刘跃进先生多见异本，今日可见的《玉台新咏》旧本搜罗殆尽，仅赵本即达六七种之多，极富参考价值。然而本文所说第三种后印补板失真之本，刘文标为“崇祯六年赵均刻早期印本”，而本文所说第一种原版未修本刘文标为“崇祯六年赵刻剜改本”，结论恰恰相反。
刘跃进先生看到第一种印本卷二和卷六目录有异文，却做出如下推理：
如果仅据这点差异，是很难断定此本与通行本孰先孰后的。但是在陈玉父跋语中有一句话可以有助于我们的判断。通行本“顾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者盖以矣”。“以”不通，而此本作“鲜”，极是。据此来推断，此处当是后来剜改者，因为原本若是“鲜”字，而后来误改作“以”，则于情理上说不通。于此可以断定此本为后来剜改者。
如果剜改出于通人，自当如此推论。然而中国雕版古籍中后印修板补板往往是书坊或匠人所为，望文生义，敷衍了事，并非校改原版疏失，出错自在意中。即使我们今天的出版社，修补旧版出错也随处可见。根据与旧籍打交道的经验，大抵有误字者后印。
当然这都是经验之谈，不能作为定论。要断言二本孰先孰后，还要比勘板片异同。凡是卷六目录作“和”的本子，“和”字都墨重，与其他字不同，而且此字左右格线有缺损，这是剜补所致。而作“奉”的本子墨色一致，此字左右格线俱在。二本此叶板片相同，并非补板，孰先孰后，一目了然。而且比较各叶阑线磨损程度可以看出，作“奉”的本子明显初印。不妨举两个例子，以资鉴别各种印本迟早。
卷一首叶(全书流水叶码第二叶)右边框距上阑八厘米处，后印者板片有一条横裂纹，向左横断“<SPS=1824>”“<SPS=0572>”“<SPS=1533>”三字，“<SPS=1533>”字下边四点都已断开。所见第二和第三种本子都有裂痕，即使周叔<SPS=0348>先生旧藏钤有“周暹”小印的本子，曾经印入《中国版刻图录》，也未能免。而涵芬楼旧藏“奉”字本板片完整，无横裂。
卷四第二叶(流水码二十二叶)阳面第六行开头，“<SPS=1946>”字第二笔竖弯钩，原板后印者中断，涵芬楼旧藏本不断。上述有“周暹”小印者虽已有修改，但印本较早，也不断；稍后印者，即中断。第三种本子此叶系补板，无断痕。
最后还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是，南陵徐积余刻本跟上述第二种印本相同。向达先生旧藏本虽钤有徐氏藏印，但徐氏显然知道此本不佳，而据更好的本子影写上板。可能他秘箧另有佳本，也可能是从他人借得。总之，过去认为徐氏未脱旧习，改动底本不入札记，其实徐氏翻印此书还是很忠实的。他所据底本初印，本无错字，并非更改。
第二，众所周知，日本文化三年(当我国嘉庆十一年)昌平学曾据赵本重刻行世(参看《经籍访古志》卷六)。此本影摹亦精，但风貌仍然有别，而且用日本皮纸刷印，显然不同。今传赵本有皮纸印本，有似黄麻纸，清人所说宋刻或即此种印本。误为宋本固然荒唐，但也不可斥为日本翻刻，以免佳本蒙冤。
第三，今见各本几乎都无赵均刻书跋。向达先生旧藏本系用徐刻赵跋配补，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时则据原板他本补，后印漫<SPS=1809>。初印本无跋，可能是书贾作伪撤去；后印本无跋，恐怕是原板散失，不再补刻。另据清人所说，赵板后归他姓。如果属实，得主重印未必再用赵氏原跋。好在《中国版刻图录》有鉴于此跋罕见，已据周叔<SPS=0348>先生旧藏本全文影印，清晰可观。好古者箧藏若有缺，可据以摹写配补，俾成完璧。此书毕竟享有盛名，不过今天看来，三种印本加在一起，流传尚多，并不如前人传言之稀罕。
(《古籍版本鉴定丛谈)魏隐儒 王金雨编著，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四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2.00元；《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68.00元)
读书献疑
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