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或这些共同的情趣和风貌又是什么呢？我以为那大抵上可以归结为，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十七世纪初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曾有名言曰：“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欲求超胜，就必先会通古今、中西、文理；否则就只能自甘于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为时代所淘汰。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局限于一家一隅的思想的，固然已经逐渐少见了，但并非是每个学派、每个学人都会自觉地去追求这种会通。清华学派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能卓然成为这一方面的先行者而开一代风气。他们大都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这是我们这一代后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毕竟中国文化有着五千年的积累，而近代的新文化却须从十九世纪末年算起，至今不过一百年。这个悠久的传统是无法彻底抛弃或砸烂的。它可以说是(借用“文革”的术语)融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落实在我们民族的行动中。这里不是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我们事实上是无法告别历史，与过去一刀两断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你不去正视它，不敢深入虎穴去研究它、理解它，那就只能落得像驼鸟一样，把自己的头埋在沙漠里，受到愚昧的俘获和惩罚。另一方面，同样无法避免的是，近代中国已经无可逆转地步入了世界大家庭，这一进程只能是一往无前而义无返顾的。近代以来，确实有人也曾想要闭关自守，甚至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妄自尊大，俯视环宇，结果只是落得一场唐·吉诃德式的闹剧的幻灭。而恰好当时的这批清华学人中的代表又正是得近代风气之先而能放眼世界的人们。以早期有名的四大导师而论，梁启超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功绩固然非止一端，但二十世纪初大力介绍西方学说，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想至深且钜，当不失为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贡献。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曾看过一本题名为《泰西学案》的书，当是民国初年的出版物了，其序言就推崇当时西学的两位巨擘一是梁启超，一是严复。而在梁启超介绍泰西学说思想之际，王国维则浸沉在德国哲学康德、叔本华和尼采之中，由此转入整理中国古典历史文化，从而开创了新时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新局面。随后梁、王两位先生都由西学转治史学。陈寅恪先生继之以兰克学派的家法治史，蔚为一代宗师。陈先生曾留学德国多年，惜乎其受兰克学派的薰陶和影响，至今仍未能受到当代治史学者的重视。与人们通常的观念相反，兰克学派决不仅以考籍为尽史学研究之能事。在他们考订史学的背后，是有着他们深厚的世界观和哲学信念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所谓“客观如实”的那个“如实”，乃是指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和哲学信念的体系。陈先生是清华学派史学研究的突出代表。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虽然源自张之洞，但其具体内涵却和张之洞一辈人的大不相同。张之洞的“体”仍然是封建纲常，陈先生的体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乡愁”或“怀乡病”(所谓Nostalgia)。例如，我们大概不会在陈先生的思想里找到有一点张之洞所极为重视的“君为臣纲”的影子。又如陈先生文章中几乎极少提到他的尊人、名诗人陈三立，又如在他与夫人的唱和诗以及晚年精力荟萃的《柳如是别传》中所充分流露出来对女性的赞美和尊重，都可以看出他和构成为传统中学主体的三纲，距离得何等之遥远。赵元任先生是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但他对自然科学有着精湛的研究。把自然科学有意识地、系统地引入人文研究，赵先生当为近代开山之第一人。随后，在考古学方面，李济、梁思永、夏鼐各位先生相继大规模使用近代科学方法。有人认为我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应数考古学的成绩最佳，而这一最佳成绩的取得则是和他们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结合分不开的。近代各个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乃是大势所趋。一门学科单独自足自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学术思想的潮流，实际上乃是这个学派大多数学人的共同倾向。例如吴宓先生教授西洋文学，陈岱孙先生教授西方经济学，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教授西方哲学，但他们的中学素养都是极为深厚的。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尤其是在当时新旧文学界的畛域之分还很深剧、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两位先生都是兼通新旧两个领域的大师。冯友兰先生教授中国哲学史，但他所承袭和运用的理论建构却是西方的新实在主义，以致于被张奚若先生视之为“‘新理学’听了听，实在也没什么‘新’”。这一点更可反映出清华学派当时在学术思想上所鲜明表现出来的同中有异的个性。又如，传统中国哲学偏重于心性义理，而于逻辑分析则不甚措意，而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之一则是把分析方法引入哲学思辨，使得分析哲学蔚为现代哲学的大国。中国近代教育引入数理逻辑的是张申府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当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随之也在中国开始萌发。解放后学习苏联，这条学术道路就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未能继续得到发展。多年之后，王浩兄曾感叹地说，倘如这项学术研究能够得到继续发展的话，或许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占有应有的一席地位了。雷海宗先生讲中国史，但他的理论体系是脱胎于斯宾格勒而经他自己改造过的文化形态史观。皮名举先生讲西洋史(他是晚清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每每喜欢引用贾谊政论中的文字。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文化史，征引了圣·奥古斯丁、巴思卡尔和卢梭作为对比。凡此都是没有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的人所做不到的。应该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知名的清华学人，如杨振声、刘崇<SPS=1762>、萧公权、蒲薛凤、钱钟书等先生也都是属于这个会通古今中西的行列的。
以上举例限于文科。对于当时清华学派的社会科学研究情况我不甚了了。然而就我所知这些领域“清华学派”的特色也是值得称引的。例如，传统经济学是不大运用高深的数学工具的，而数学工具的使用当时已大举渗入西方经济学，乃至有些经济研究非高等数学家就无法胜任。而当时经济系的一些先生们，尤其是中青年中间，已开始在运用数学工具进行作业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已在展开。解放后经过多年单纯地以阶级斗争作为考察和研究经济规律的唯一工具之后，近年来数学工具的应用在经济研究上才又受到重视，被提上了日程。又如在社会学的领域，潘光旦先生研究优生学。这门学科不但在当时仅此一家，即使到今天也还没有正式起步。潘先生一方面大量引用了当代生物学与遗传学的成果，一方面又结合中国传统文献，写出了清代伶人血缘研究、明清两代嘉典望族研究等著作，迄今不失为这一方面开创性的尝试。至于其成绩如何，则尚有待于来者的努力。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酣，但盟国已转入全面反攻，胜券可操、胜利在望。这一年，钱端升先生就在政治学系开设了《战后问题》这门课，为当时国内高校中的首创。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清华学人对时代的敏感和学术思想上的领先。这种会通精神同样表现在理、工科老师们的身上。王竹溪先生是物理学的大师(他是杨振宁作研究生时的导师)，他编写了一部中文字典，据语言学家朱德熙兄语我，那是迄今最好的一部中文字典。曾昭抡先生是化学界的权威(他曾多年任中国化学学会会长)却同时从事民主运动和多种社会活动，还作过许多次公开讲演，有一次的讲题是“战后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刘仙洲先生是机械工程界的元老，他赠给同学们的书是《史记》和《汉书》，还写过《诸葛亮木牛流马考》的论文。这种会通的风格就和当时某些流行的学风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汪辟疆先生。新生入系，汪先生开宗明义就告诫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驯致我们中央大学附中的学生都被教导要做文言文。而入西南联大之后，读一年级国文，系里(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却规定，作文必须用白话文，不得用文言文。读一年级英文所选的文章很有几篇都是“On Liberal Education”和“The Social Value of theCollege-based”之类，其意也在养成通识和通才教育，大概因为这是“会通”之所必需。
全盘抛弃或砸烂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可能的事，但死抱住旧传统不放而排斥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也是行不通的。人文学科要想摈拒自然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成果是办不到的，反之，它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能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才可望与时俱进；但是另一方面，一味企图把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简单地等同于或转化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规律，也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就忽视了乃至抹杀了双方本质上的差异。人文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彻头彻尾贯穿着人的意志、人的愿望和努力的，它本质上乃是人的作用的结果，而一切自然界的现象却并没有人的意志、愿望和努力参与其中，也不是他们作用的结果。所以人文学科发展的途径，就只能是会通古今、会通中外、会通文理。既是会通，就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一个吃掉一个，或者说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融会和贯通，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反双方不断朝着更高一层的综合前进。这一方向固然在近代已成为我国思想史上的一股潮流，然而清华学派得风气之先而引导时代的潮流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其间先后几代清华学人在这方面的贡献之大也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以为所谓清华学派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指这个趋势或祈向，而不是意味着清华学人都有某种共同一致的观点或见解。每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各不相同，表现为多；他们同中有异，又复异中有同。多寓于一，一又寓于多。而此处的一或统一性，或可理解为就落实到这种三位一体的“会通”上面。以上是我个人对于所谓清华学派的一点浮浅而不成熟的理解。
《释古与清华学派》一书评论清华学派每每别有会心，故尔全书胜义迭出，使读者恍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例如，他把会通分为三种类型即体用型、精糟型和解释型，但其间又并不存在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不愧为充满辩证光辉的一种提法。恩格斯曾反复申说，辩证法就是不承认有一条僵硬不变的界限。他用的原文是英文“hard and fastline”一词，作者葆耕先生于此抬出了“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所以“疑古”与“释古”就不可以绝对划分为两橛。那末准此而言，则“信古”与“崇古”也应是一种“释古”。再准此而言，则在“精糟说”的精华与糟粕二者之间也并不存在一条“hard and fast line”。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强调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对立的。但人们却往往以形而上学的态度看待辩证法，把精华和糟粕看成是互不相关的两极，而尤其是把两者都看作是事物自身永世不变的客观属性，从而一笔勾消了其间流变不居的互相渗透和转化的关系。确切说来，所谓精华与糟粕都不是就事物本身的属性而言，而是就人的主观而言。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花开花落乃至鸦片、寄生虫、传染性病毒等等、等等，就其本身作为客观存在而言，并无所谓精华与糟粕之分，所以其本身也就无所谓好坏、优劣或美丑之分。那分别全在于我们主观对它如何加以运用。运用得好，腐朽可以化为神奇；运用得不好，神奇可以化为腐朽。同一个不龟手之药，善用者可以打胜一场战争，不善用者则不免于世世<SPS=0649><SPS=0707><SPS=0650>。宋人资章甫而适越，但越人却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糟粕与精华倒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人们如何运用，而运用之妙则存乎运用者的一心。鸦片可以用作为疗效极好的药物，也可以用作为害人的毒品。因此我们对于精华与糟粕之分似应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不宜停留在天真幼稚的法庭的终审判决上。倒不如说，精华与糟粕之分并不存在于对象本身，而存在于我们对它的运用。如果这种看法成立，那么此前流行的精糟两分就似乎有彻底改弦更张、另起炉灶的必要了。当然以上所说，只是我个人读后妄加引申，深恐未能很好体会作者的原意。
同时，我们也切不可把清华学派认为就是他们之间的意见一致。他们虽有共同的兴趣或关怀或祈向，但每个人又都有其自己独特的思想和风格。学生在课堂上公开不同意老师的意见，是家常便饭。这一点应该认为是清华学派的特色之一，是清华学派之所以成为清华学派者。上面提到的张奚若先生不同意、乃至不同情冯友兰先生也是一例。冯先生一生以紧跟著称，却无奈“人间沧海朝朝变”，当权者的浮沉及其面孔的变换更新，使得冯先生的为学也得不断地随之而变换更新。冯先生的“释古”实即所以“释今”。然则，这又岂止是冯先生个人悲剧的见证而已。今天研究冯先生已成为当代显学，惜乎尚不大有人结合冯先生思想变化的历程(尤其是他多年历次精彩绝伦的自我检讨)来研究他的学术。几经变化的不只是冯先生一人而已。张奚若、朱自清、闻一多各位先生的一生，前后都经历过不少的变化。或许研究者们下笔时用心良苦，想方设法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越讳，就去真相越远。结果，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倒成了给他们涂粉或抹黑。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因而是充满了矛盾的人。闻先生拍案而起、挺身走出书斋之时，温德教授就摇头叹息说，他(闻先生)是一包热情，搞政治可不能凭一包热情啊！西安事变时，几位先生的态度(当然还不止他们几位)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能认同或理解或秉笔直书了。我们不必苛责于今人，但我们应实事求是地理解前人。不仅在现实政治的层次上，即使在学人们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对待传统文化的学术态度上，其间也大有轩轾。西洋文学教授吴宓先生是终生一贯衷心尊孔的，而中国古典文学教授闻一多却是激烈反中国文化传统的，他不仅反儒家，而且也反道家，他那态度不禁使人联想到恐怕只有稍早的鲁迅先生可以与之媲美。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坚决维护和宏扬传统民族文化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而猛烈抨击和否定传统民族文化，也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但近代的中国文化思想就是在这一二律背反之中前进着的。当今研究闻先生的人，大抵都只着重谈他民主斗士和民主烈士那一面，而对于成其为斗士或烈士的那种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却不知何以往往不肯深入涉及。对这个学派的研究，还有待于学术界更进一步来努力。目前，葆耕先生的这部文集，可以说是对这一研究做出了一个可贵的开端，足以启发今后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们的。
收集在这部书里的是葆耕先生近年有关释古和清华学派的论文。葆耕先生于付梓之前，嘱我写一个序言，或许是鉴于我的出身也和这个学派略有渊源的缘故。其实，我虽出身于西南联大，但对于这个学派却从未能窥其门径。更何况我于文学是外行，竟然提笔作序，诚难免佛头著粪之讥。但由于文集多篇是谈清华学派的，其中涉及一些当年的师长，我于有幸率先拜读之余，偶而自然也不免触发一些感受和联想，爱拉杂书之如上，以就教于葆耕先生和本书的读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清华园
(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何兆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