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决心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七卷本巨著《追忆逝水年华》重温一遍时，内心既激动又惶惑。因为，虽然阅读必然会再度获得那种“人间能得几度闻”的通灵体验，但考虑到它的马拉松性质，我事实上得亮开架势，作好长途跋涉的准备。路途并不艰险，普鲁斯特可没有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体现出的那副欲让天下读者“显出一脸蠢相”(荣格语)的态度，也没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向可怜的读者逐层展示手中那柄灵魂手术刀刃口的锋利，不，他只是一如既往地沉浸在自己悠远绵邈的追忆之中，沉浸在对“小马德兰娜点心”或镶嵌在斯万夫人华丽外套衬里内那如同“大教堂中离地八十英尺高处的栏杆内侧所暗藏的哥特式雕塑一样”繁复的“上千条缝纽制作的细节”的超自然萦索中，并想当然地认定这份纤微和感性读者也同样具备，而读者(比如我)事实上却完全只有目瞪口呆的份。他的语言华丽而精准，意境飘忽而清晰，可以融分析的理性和超验的感性于一身。我第一次读《追忆》曾费时半年，这是正常的，一座作者前后花了十六年时间方始臻就的时空庄园，不适宜用竞技体育的方式一鼓作气地走完，不然，它会当真讽刺性地成为一面这样的文学之镜，你只是自以为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影像，镜子对你却是一点记忆也谈不上。对我来说，每读完一卷便仿佛翻过一座山头，有理由稍作歇息，以移目骋怀，或用一些别样的读物稍稍调剂一下已经略显急促的心跳。于是，我拿起了余纯顺先生的遗著《孤身徒步走西藏》。
　　没有人比马塞尔·普鲁斯特更远离余纯顺了，不仅两人身世全无可比之处，感知世界的方式更是南辕北辙。对普鲁斯特，他只需睡在熟悉的家中，只需仅仅变换几个姿势(因为“新的姿势产生新的记忆”)，就可诱使三生石上所有精魂“从一杯茶中脱颖而出”。因此，这位体质羸弱的高敏度天才事实上是以足不出户的方式雕镂着自己的名山事业，他心中既独有烟波浩渺的三千里心路，自不必多此一举地再去体验鞍马之劳和孤馆之寒了，正如对于独具一双洞幽烛微之天眼的博尔赫斯，失明与否也已不妨碍他自由穿梭“交叉小径的花园”一样。说到余纯顺这位天生的步行者，如果他没有在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那天跨出“孤身徒步壮行全中国”的第一步而竟依旧呆在上海的狭窄屋檐下的话，则注定是一位凡俗之辈。显然，世上自有一班天才，他们的惊世成就仰仗于某种不同流俗的生存方式，只有在他们最终幸运地(当然同时也是艰辛地)找到这一通常无法通过借鉴他人获得的独特方式之后，星光般辉耀的人生才是可能的。普鲁斯特在费劲地找到自己写作方式之前，所作大多同于流品，即使其中曾闪烁着某些可疑的天才性。当余纯顺经历了连寻常的“九死一生”都显得概括乏力的险恶旅程后，惊魂甫定，他并没有为自己终于摆脱了六只藏獒的追捕或八百里泥石流的扼杀而多做庆幸，不，他更暗暗心惊的倒是如果没有在一九八八年的那天对自己说“哥们，该换一种活法了”，那将会是多么窝囊。因此，不管这两位不同领域的奇才气质上如何暌隔，抱负上多么异质，真正的天才仍然会在生命境界的节骨眼上取得某种无法用巧合来解释的一致：他们都是完美人生的坚定追求者和捍卫者。普鲁斯特试图穷尽时间的所有意味，穷尽时间中人那融历时性与共时性观照于一身的真实影像，并在那条幽冥漫长的时间隧道尽头，烘托出一种如巴尔贝克大教堂一般神圣而谨饬的堂皇结构。为此，虽然篇幅浩翰无边，思绪碧落黄泉，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却又都有着如中国文人篆刻般的精致和力度，可以让人清晰地体味到那种既渊停岳峙又步履从容的优雅和坚韧。此无他，却正与余纯顺一步一个脚印所走下来的那八万里沧桑血路一般无二。中国传统文士在侈陈所谓文章作法时每每诞夸某种诗心文眼(李笠翁所谓“立主脑”)，我既看不出哪句话可算做《追忆》的主脑，也同样不清楚余纯顺脚下的哪一步当得起提纲挈领之效。两人均志存高远，又竭尽全部人格忠诚来效命于过程中每一细微之处，唯其如此，方能营造出如斯一股雄拔万丈的天籁罡风。“鸟儿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识者当能品出个中那份得大自在者的高蹈。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利，当这样的人真正地融“自强不息”于“天行健”之中时，我们感受到的早已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君子风范，事实上我们眼福不浅地目睹了某种如同自然力本身一般伟大雄奇的人格高境。高山的庄严法度与河流的永动不息，他一身兼备。
　　读一份身边人的遗著，常会使夜半的阅读无端生出揪心之痛，这是别种读物所不具备的。我与余纯顺居住地的毗邻固然不宜使我在分享余纯顺带给国人的自豪感上获得任何优先地位，却又毕竟使我额外多了些难受。说到自豪感，虽然激情寡淡的都市人近日正一反往常地变得群情高昂，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理由可以僭称对余纯顺的哺育之恩。大都市显然没有给余纯顺的童年带来多少柠檬色的回忆，他的少年时代是“忧伤的”；在余纯顺最艰难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从大都市人那里得到多少诚挚的支援。促使余纯顺独自走上那条漫漫征程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却不能不说是出于对自己在大都市卑微的生存处境的强烈抗争。虽然立意与人为善的余纯顺本不欲对上海有所诟病，在接受了严酷的大自然那净化式洗礼之后，他更不愿再对自己的故土多所计较，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从余纯顺遗札中找到若干创伤性痕迹。余纯顺立志孤身徒步走中国，并将其义无反顾地贯彻在八年的江湖人生之中。他卓尔不群的“运动家品质”和“挑战意识”尤其在千里雪域的青藏高原上挥洒得淋漓尽致。
　　使我一直不能释怀并最终促使我写这篇小文的原因之一是，近来我一直听到一种出自都市人之口的聒耳之音。当此之时，我每每忧忿填胸，不复能言。多年前我们曾在一部侦探电影中熟悉了一句道义黯弱的台词：对死人不存在诽谤。我个人想在此推荐的态度是：如果你确实无法对死者产生理解或敬意，那么就请免开尊口。事实上在我细读余纯顺的过程中，我从未在他身上看到一丝一毫的自矜之色，其人久沐江湖，得大修炼，所思所感早已轻扬于芸芸众生之寻常哀乐之上。一个“常常被荒原上仅有的一株黄花，或青稞地里的一件红袍撩得心旌摇荡”的寂寞行者，一个曾“为今生能在阿里这样卓越的地方淋漓尽致地感悟宇宙、排遣苦闷、抒发胸襟、坚守自我的个性和阵地而自豪”的好汉，其浩莽的心事显然不是那些“卑微的犬儒主义者”们所能读懂的。在余纯顺行将全方位地走完西藏，也就是说在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将在人类个体生命史上占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地位之际，竟不断提醒自己：“走出西藏、走完中国后，要对自己的余生持平静和达观的态度。”我说不上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能说的仅是这境界在现如今的中国早已无比陌生。
　　对于同样自幼生长在东方大都市的我，面对死者闪烁着青铜般光泽的肝胆遗文，我那颗卑下得多的世俗心灵，只有饱受电击的份。哦，欧风美雨依旧如一个不能抹去的幻梦，而高楼投下的阴影也日益巨大深沉，甚至连足球场上都生长不出一片青葱的绿色。文化市场充满了吆喝声，作家们彼此炫耀着自己那见微而未必知著的小情趣，显然，展示自己鸡毛蒜皮的博学比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更能使他们心动，而那张著名的晚报则渐渐成了“小女人文学”的天堂。冒险家依旧在这块土地上忙得不亦乐乎，姑娘们模仿着莎朗·斯通的派头，在淮海路露天咖啡馆里高翘着二郎腿。于是，画家们便只能纷纷逃往云南或西藏，而将这块土地上的人文园地交给那些事实上承担不了责任的作家们去开垦。这些缺少运动家品质的先生近来日益热衷于通过签名售书的方式赚取自己的蝇头微利，希冀借助与读者们露水夫妻般的相知来安慰自己形而下的雄心。这样，真正的探险家只能浪迹天涯，听任千里雪域陶冶自己那颗不愿苟且的心灵。
　　在沱沱河源头曾经以个人名义对长漂勇士尧茂书致以最深切之祭奠的余纯顺，如今也已随着无尽的纸钱飘荡而去。是的，鸟儿已经飞过，大地唯余茫茫……
短长书
周泽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