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古希腊人守护着的原始经验在历史中却被人们逐渐遗忘和掩盖了。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不在场”的乌托邦“在场化”,使“不站在对面”的乌托邦站到对面来。在历史中,乌托邦一再地从超验的信仰变成了经验化、实证化的“理想”,十九世纪,空想变成了科学,二十世纪,乌托邦变成了家园,乌托邦王国的缔造者们以其超人的慧目洞察了社会历史的本质,他们要把乌托邦有理性、有组织地引入世界,把人们从不幸、弊病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此岸世界为芸芸众生创造一个真正的天国。乌托邦彻底地在场化了。
乌托邦在场化的理论与实践后果是什么呢?张志扬在《缺席的权利》一书里对此作出发人深省的回答。他指出,乌托邦在场化所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而其中最重大的莫过于“真实的个人”之丧失。
真实的个人总是具有缺席的权利,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够不参人认同共识。不接受认同共识的根据与尺度及其价值判断。
然而,“在场化”了的乌托邦却彻底地剥夺个人“缺席的权利”,在神圣的天国面前,人们除了仰目凝望并尽心践行难道还能有任何异议吗?说“不”的姿态只能意味对理想国的公然叛逆,“缺席者”只能是乌托邦王国的弃子和罪人。“在场的乌托邦”使个人只得面对千年王国,诺诺臣服,完全失去了“说不”的意志和力量。
要把真实的个人解放出来,唯有解构在场化的乌托邦,恢复古希腊人对乌托邦的原始经验:乌托邦=不在场。只有拒斥了形形色色的在场化的乌托邦,个人才能真正在自律的自由中,度过自己选择的终有一死的有限生活。
(《缺席的权利》,张志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版,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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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