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其间亦有相对和缓的十余年时间(一八九八——一九一二)。这期间虽有日本参与八国联军的对华侵略等等，但就思想、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来说，这十年却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关键十年。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达(Douglas R.Reynolds)经过多年研究，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把镜头对准这一阶段的中日文化关系，尤其对此后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词汇和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系等都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订和“组织移植”的对比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使中国随后几十年变化极大的种种“革新”的范本，大都在此阶段来自日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提出了这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的概念。有必要指出，这里所谓“黄金十年”并非指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指双方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并不平等的“师徒”关系。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大清”虽然屡败于西方列强，已有人提出“师夷制夷”之说，但提起历史上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日本，仍以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将其轻视为“蕞尔岛国”之“倭”，自不在所师之“夷”之列。
但甲午战争使“大清帝国”居然惨败于这个“蕞尔岛国”，割地赔款，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引起朝野巨大震动。对于向西方学习未久的日本何能“兴之暴也”，朝野都有极大的兴趣，“以日为师”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如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奏议中就明确说道：“中华欲留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张之洞在以“中体西用”而大为著名的《劝学篇》中的一段论述则更有影响：“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以“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当然，官方的大力提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所谓“同文”，不仅指文字相同，主要意味着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特征，尤其是对儒学价值的推崇。因此，时人多认为日本已成功地将西方的“用”移植到了儒家的“体”之上，对中国解决令人困惑不已的“体”“用”具有启示意义，所以效仿日本其实便是中体西用、富国强兵的捷径。使朝廷更为放心的，是日本天皇仍处于“万世一系”“神圣尊严”的地位，因而朝廷也积极推动“游东”事业。细细想来，能迅速克制惨败敌手的奇耻大辱和割地赔款的满腔愤怒，颇为理性地承认应向不共戴天的仇敌学习，于朝于野，至属不易。
中国的“求学”热情得到了日本朝野的积极响应。日本出人意料的“亲善”态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甲午战后日本曾一度占据辽东半岛，但在以俄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态度强硬的干涉下，日本不得不“还辽”。这一事实使日本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还不如西方诸国强大，在对中国的瓜分中得不到期望的份额。如果中国此时被瓜分，反会使日本失去一个巨大的屏障而直接面对西方，所以此时日本国内兴起了“保全支那论”。当然，其潜台词是待日本强大后或西方列强自顾不暇时再来瓜分或独占中国。二是想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培养亲日势力，认为如果中国的政治、军事、教育和商业体制、人才均由日本培养，则日本在华势力将无可限量。基于此，日本作出了各种努力以消除中国尚存的一些疑虑，同时为中国留学生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
这样，中日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在世纪之交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学生留日学习的高潮。
任达认为，从思想观念甚至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清末“新政”都可说是一种“革命”。正是这种革命，使中国人的世界图式、历史观、礼法观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政”的历史表明，思想革命和体制变革是紧密相联、互相促进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政”实际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而这种社会性的思想革命，并非几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振臂一呼便一蹴而就，而是要由一大批默默无闻的“新载体”埋头做一些诸如新思想、新概念乃至新语言的引进介绍等踏踏实实的工作。所以作者明确表示：“关于‘新载体’问题，本书拒绝那种认为靠一两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知识分子或领袖，便可以莫名其妙地改变整个时代的英雄史观；同样，在‘新概念’问题上，本书也不认为某些译者或著作便可改变中国。无论这些‘英雄’的活动或重要著作的影响有多大，都不能仅靠这些来理解新政革命。”(第39页)
大量负笈东渡的留学生，便是这种意义非凡的“新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八九八到一九一一这十余年间，至少有二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学生留学一国，尚属空前，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导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动潮”。(第42页)这些学生的专业从理工农医到文史哲政经法商，学习教育和军事的更不在少数。虽然他们每人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体验各不相同，回国后的遭际和成就也有很大差别，但正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共同努力，在方方面面都为寻求现代化的“新中国”做了开拓性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因为他们既是新思想的载体，又是新思想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各种新知识的引介者，而且是许多新制度的创建者。
在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同文”，使译自日文的书籍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无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一九○○年 后，“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与人们长期以来仅仅注重少数几本声震一时的“名译”不同，任达认为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响的，莫过于教科书。由于教科书不被人重视，往往是“用了就扔”，新版不断取代旧版，连图书馆都很少收藏，所以很难作精确研究。就目前搜集情况来看，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甚至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他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不但发行广而且质量也较高。“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六种，文学一种，教育五种，政治法律十八种，自然科学二十八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二十二种，其他两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几乎同时，各类“百科全书”的译本又出现不少，并多由李鸿章、张之洞、黄遵宪、张骞等名人作序，以表重视。这“反映了对中国传统以外的综合性知识，骤然有强烈的需求。然而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著作，现在已经化为乌有，即使图书馆也找不到了。”(第120页)的确，如果没有大量具有奉献精神的翻译者，“思想革命”是无法发生的，但大多数译者却始终默默无闻，被历史淹没。正是这些译著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促使“思想革命”的发生。他进一步写道：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都在思想革命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他们的角色到底只是边缘性的，是在中国以外活动的，他们仅能以有限的讯息影响有限的听众，没有参加中国本土新思想的制度化活动。思想革命的真正英雄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人们，他们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工作，……这些新知识的载体及使之制度化者，在世界舞台上担当一角，把中国从中国中心的背景下移到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上。”(第123页)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如果用今日中国一些“后学家”的“话语”来说，这可真是汉语的“他者化”，甚至是“自我次殖民化”。因为这些原本是日本用来翻译英语的术语(即日语被英语“殖民化”)，现在汉语又被已经“殖民化”的日语“殖民化”，确是“自我次殖民化”。以至于今天如果为了汉语的“纯洁性”而把这些词汇统统清除，我们将无法“说话”，真正会变成“失语症”患者，因为这些词汇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者”与“我们”是模糊不清的，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古代日本借用汉字是日语的“他者化”，近代汉语大量引进日语又反被日语“他者化”，在这两个“他者化”过程中，“他者”又都有机地为“我”所化，甚至难分彼此。这是人类文化交往促进发生发展的常态。如果非要如中国的“后学家”那样强分“他”“我”，硬要把“他”从“我”中摒除，结果只会自伤其身。
任达认为，晚清新政的实质就是“体制革命”，而在这一阶段，“思想革命”与“体制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互相依赖又互相支持。与“思想革命”相同，“体制革命”也主要是模仿、学习、移植日本的体制，从改革的蓝图设计，顾问的聘请到具体的指导和运作方式，都是“以日为师”。
早在一八九八年，张之洞就派姚锡光率团赴日考察教育，姚氏回国后发表《东瀛学校举概》，对日本的教育状况和体制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之后，赴日考察教育的公、私团体和个人便络绎不绝，对日本教育的介绍更为详尽。从“胎内教育”一直到“大学堂教育”，一无遗漏。日本这些学校虽是教授“新学”、实行“新制”的“新式学堂”，但又无一不注重儒学，标明“德育为经，智育为纬”，要坚持“先圣先儒之大道”，强调忠君爱国、仁、义、忠、孝等儒学伦理道德观。这一点给清政府和士绅以深刻的印象，“独特的日本学校教育，即以儒家道德为本的修身教育与近代诸学科结合起来，已成为中国的理想楷模”，“如果没有日本的文化改良，中国要迅速、平静、彻底地完成教育体系的全面重新构建，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第147页)一九○四年一月，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实际是对日本教育模式的全面模仿就不足为怪了。
作者还对新政时的军事、警务、狱政和司法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作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指出这些制度、体系几乎都是以日本为蓝本，并且是在日本顾问的具体帮助下创立的。此时制订的几部重要法律，如刑法、民法、商法也是在几位日本法学家非常具体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主要部分实际都被承继。这些都可说是中国的作为制度的现代化的开端和奠基，对后来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
对于清廷来说，日本“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在对英国、德国和日本这三国的君主制进行了一番考察研究之后，认为英、德宪法或是民定或是协定，只有日本宪法才是“君主大权”，最合己意。所以清政府为“准备立宪”而成立的“宪政编查馆”着意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对日本宪法和行政制度进行解释的著作，并负责起草了一九○八年的著名的《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第一、二两条差不多是直接从一八八九年“明治宪法”的第一、三两条中翻译过来的：“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研究表明，这二十三条中有十四条是关于“君上大权”的，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明治宪法”。有意思的是，革命党或立宪派虽也都深受日本影响，但对“明治宪法”却都极表反对，认为其“偏重于命令权”，“专制之余风未泯”，“最足假以文饰其专制”，并警告清廷若要“出其狡猾阴险之手段，假钦定宪法之名，颁空文数十条以愚吾民”，必“动摇国本而伤君民之感情”。无奈清政府已不堪救药，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动摇国本”，最终垮台。
不管怎样，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从观念到体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的确莫过于日本。而回首这一段“文化交流”的历史，不能不顿生一种“历史的感慨”：鸦片战争后中国即出现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睁眼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的著作，当时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远在日本之上。不幸的是，这些著作却被坚决反对“悉夷”更反对“师夷”的强大的守旧势力诬为“媚夷”、“乱夷夏之防”、“以夷变夏”……罪莫大焉！这种“话语”始终占据一种巨大的“道德”或“道义”的优势，因此可以慷慨激昂；而反对者却只能低调辩白，难以招架。因此，这两部划时代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长期备受冷落，鲜为人知；两位作者也因此时乖命蹇，屡逢困顿。但这两部著作不久就流传到日本，引起日本读书人的高度重视，短期内就不断再版，使日本人凭此了解西方，真正“睁眼看世界”，对明治维新的发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过了仅仅半个世纪，曾经严拒“以夷为师”的中国就不得不在方方面面都“以日为师”。这是颇令人深思的。
一九九七年初春于东厂胡同一号
(《新政革命与日本》<美>任达<Douglas R.Reynolds>著，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