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杂志一贯性基本问题意识中，与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的侵略问题相并行的，是二战之后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带来的日本在亚洲的位置与责任问题，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假如把这两条线索同时纳入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中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何以在普通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中，“加害者”的感觉总是伴随着“受害者”意识并存，也可以进而理解，何以日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总是要在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之时对美国在亚洲扮演的角色表示强烈的不满。
为了理解《美国真的强大吗？》的视角，有必要追述《世界》在一九九七年六期发表的另一个特辑《“安保协同体制”能成立吗？》。在这个特辑里，集中讨论的问题是日美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与战后日本扭曲的世界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自一九五二年缔结了最初的日美安保条约以来，一九六○年进行了修订，一九七二年又把冲绳纳入其中，一九七八年又进行了对基本方针的再讨论；安保条约的内容虽历经修正，但这一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条约直到今日仍然保持着它的不对等关系，日本在亚洲的主体性位置一直没有得到确立，日本不过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个不平等的同盟者而已。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是二战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战胜国一方对战败国的制掣，还意味着冷战时代的开始和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军事控制。更重要的是，日本在战后开始的“殖民地”时代，客观上却为它提供了逃避独立担负二战的责任、逃避参与亚洲国际事务的借口。前田哲男的《安保再定义》指出，“恰恰是在战后日本亚洲外交的空白中，隐藏着只能充当美国工具的根本原因。‘一九五二年体制’催生的‘安保条约下的独立’这一不正常的日美关系，在其后的对苏威胁论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中被赋予了具体形态，进而又在高度经济增长——安保繁荣论这种无思考状态的持续中被内部和外部的力量加强了。其结果，导致安保条约缔结后的日本外交丧失了缔造基于透辟的自我认识的政策构想力和自主地对外行动基准的契机，也失去了以此为基础的向外交流的契机。由于过度倾斜于与美国的安保同盟——不要说中国、北朝鲜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对东南亚诸国——致使日本怠惰于对战争责任的诚实的反省和提出新的对外行动标准，这就使得日本难以摆脱在上述地域中孤魂野鬼似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形象。”
对于没有经历过六十年代初期与日本青年联合起来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缔结的中国人来说，日本与美国之间这个长达近半个世纪、不断进行修正的条约，似乎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但是，假如追问“日本为什么至今不能像德国那样对二战的受害国谢罪”，那么安保条约的实质性内涵和它在历史沿革过程中的演变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安保条约与普通日本人民族主义感情的关系，以及由此而生的日本的亚洲责任问题，更不是简单的逻辑推论所能够囊括的。
在同一篇文章中，前田还提到了同为战败和被占领国的西德在战后所进行的与过去历史的诀别，指出日本在战后完全没有完成如同德国所进行的那种与被侵略国家之间的关系修复工作。日本历届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充其量不过是躲在美国身后以冷战为借口冻结战争责任问题和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而使得这种畸形的外交得以实现的条件，则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拥有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前田尖锐地指出，与欧洲不同的情况是，东亚国家中有不少与美国缔结了保护性的相互防卫条约，这使得“美国的军事威力”与“日本的经济援助”在东亚地区形成既成事实，从而把日本主体性的历史认识一笔带过。但是，随着东亚地区冷战的终结，被冷战所封冻了的历史记忆也将鲜明地浮现出来，而日本这种对于历史责任的逃避，恰恰与它脱离亚洲的道路是互为表里的。
正视日本二战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不仅对日本人来说，对东亚邻国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一方面二战后美国在日本扮演的角色太容易被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所掩盖因而不被东亚各国视为问题；另一方面，二战之后日本人所进行的“反殖民地”运动又很难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思潮划清界限，因而日本内部健康的民族主义精神至今仍然不能顺理成章地成长，以至于日本知识分子至今还不得不为如何区分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大伤脑筋。同一特辑所载三人鼎谈《被“安保”捆绑着的日本外交》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可惜是以相当简单化的思路表述的：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教授五十岚武士说：“最值得一提的是，占相当比重的国民的意识深处，存在着源自亲身体验的对于民族主义危险性的直觉，在亚洲，我相信只有日本具有这种直觉。”“无论是在韩国、北朝鲜还是在中国，民族主义依然是神圣的东西，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不过，随着韩国的国际影响力的增大，民族主义的弊端也随处可见。”
这种对日本“失掉了处女性”(丸山真男语)的民族主义的警觉，固然是日本人反省二战教训时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正如“自由主义史观”论争所暗示的那样，日本假如不能建设健康的民族主义，何以对抗不断沉渣泛起的右翼民族主义思潮？仅仅指出民族主义的危险性，是否能够解决日本在亚洲所担负的责任与日本对于战争历史的反省等等问题？
这或许正是《世界》杂志不断关心日美关系的真正理由。在该杂志每期必有的特辑专稿中，对日本侵略中国史实的揭露、对朝鲜半岛内部局势的关注和对日美安保条约和冲绳美军基地问题等等的报道和分析交错进行，显示着编辑部的良苦用心。特辑《美国真的强大吗？》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推出的。
这期特辑的重点在于分析美国经济、政治与社会形态，以委婉或激烈的方式对“美国特殊论”进行了解构。这一组文章细致地介绍了美国社会在现代情报社会状态下的种种实态，并不仅限于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抨击。但是，正如仲晃的《被“寡头综合症”腐蚀的美国》所揭示的那样，以世界良心自居的美国，并不具备与此相应的伦理感觉，亦即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的基本标准。林<SPS=1398>一郎的《适应情报经济的新的美国方式》则揭示了美国企业在情报经营方面对日本形成的挑战和日本实际上的认识盲点，提醒日本应该向这个在八十年代学习日本式经营的大国学习它在九十年代创造的美国方式。而在本期该特辑之外推出的由前田哲男和边见庸所做的对谈《“周边事态”这一妖怪》则画龙点睛地提醒日本人，美日之间围绕着安保条约衍生出的所谓周边事态处置法已经明显地把所谓日美安保的矛头指向了亚洲地域纠纷，而日本社会公众舆论却日益丧失对于这一明显的军事干涉姿态的兴趣，既没有明显的支持，也听不到批判的声音。这种“无风状态”构成了现今日本社会的政治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丧失了主体性的日本政府的反抗，右翼民族主义倾向的产生不仅仅是必然的，而且以它特有的煽动性获得了支持。
这不仅使人联想起两年之前喧嚣一时的“自由主义史观”的荒谬和它所获得的支持。日本没有产生健全的民族主义，这一点不能以对日本民族主义危险性的批判来代替；而日美之间的这种以安保为借口的军事配置，遮盖的不仅仅是日本在历史上的战争罪责，更是日本对于二十一世纪亚洲所应该负有的责任。但是，没有主体性又没有足以催生健全主体性的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日本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世界》对日美关系的持续性追问，正承载着日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艰辛的探索。
刊海远眺
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