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不能拯救世界，但它能作为一个好的范例。”
“建筑师的任务是重建一种正当的价值秩序，……建筑师的任务也是试图将机械时代人性化。”
———阿尔瓦·阿尔托
我曾经以为我想一瞻其貌而至今还未能实现的现代建筑名作包括柯布西耶的Ronchamp圣母院，佛兰克·洛德·莱特的流水居(Fallingwater)，菲利普·约翰森的玻璃屋(Glass House)，等等。但是我现在最倾心的是芬兰大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的作品，我最想看一看他人称实验屋的夏季别墅，还有他那些既庄严堂皇又逊朴亲切的小城市政中心。今年，是阿尔瓦·阿尔托诞辰一百周年(一八九八——一九七六)，春天，纽约现代艺术馆举办了题为“在人道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诞辰纪念展，回顾这位世界著名的芬兰现代建筑师、设计师和市镇规划师。
阿尔瓦·阿尔托的人道主义立场赋予他的现代主义以丰富的复杂性，包含对古典和历史的尊重，对民俗建筑形式的汲取，对建筑与自然风景和谐的重视，对空间与形式在人类心理上所造影响的考虑等等，都使他的作品很难以单一的效果来概括，也被公认为难以在图片中一睹全貌。
对现代主义建筑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家中。并不处于中心的芬兰和日本引人注目。日本古典建筑的某些形式正吻合了现代主义者对于纯粹精简的追求，对现代主义有直接影响。芬兰在现代建筑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因素则是，它一直是瑞典和俄国的殖民地，在本世纪初才成为独立国家，二十和三十年代是其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期，建筑成为寻找建立现代芬兰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举国上下重视，建筑设计竞赛向专业和业余人士公开，以求得最合理和最有创意的结果。这正好与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时间相吻合，为现代主义设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其中阿尔瓦·阿尔托当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阿尔瓦·阿尔托从赫尔辛基大学毕业，开始设计实践的本世纪二十年代，正是现代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芬兰此时自身的建筑传统，是殖民地时代俄国瑞典的帝国新古典主义和世纪之交芬兰设计师寻找民族认同而发展出的浪漫民族主义。阿尔托是属于在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的环境中成长，又最早拥抱了国际现代主义的第一批芬兰建筑师。他在二三十年代对新古典主义和现代派的功能主义建筑语汇的掌握已十分全面，跟现代主义运动的干将柯布西耶等人也有很多直接的接触，在将芬兰建筑引向当时还被视为“异端”的现代主义的步骤中起了很大作用，也把芬兰建筑设计带入了国际视野。
然而，生长于芬兰丰富的森林自然环境中的阿尔瓦·阿尔托，却很快跟欧洲大工业城市中的极端现代主义者有了分离。
Kenneth Frampton在《阿尔瓦·阿尔托的遗产：演变与影响》一文中指出，阿尔托在人文传统上，属于北欧“存在的一代”知识分子，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建设，存在，居住和培育”(building，being，dwelling andcultivating)被视为对存在状态的社会性的有机回应，它们是这种回应的处于同等地位的组成部分。芬兰的自然特征——遍及疆土的北国森林，则是阿尔托设计审美气质上的天然因素。要理解作为现代主义者的阿尔托却不是一个绝对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必须理解芬兰的森林。“我们北方人，”他曾经说，“特别是芬兰人，爱做‘森林梦’，到目前为止，我们倒是还有充分的机会。”‘“森林是……想像力的场所，由童话、神话、迷信的创造物占据。森林是芬兰心灵的潜意识所在，安全与平和、恐惧与危险的感觉同时存在。”即使在工业和后工业化以后，“树木的保护包围感仍深藏在芬兰灵魂中。”北国森林所提供的材料与机理的丰富与微妙感，戏剧性的光影变化，短促的春夏季节，都组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和诗意。阿尔托的建筑是与这样一种诗意的自然所做的对话。出生于芬兰中部的阿尔托，父亲是土地观测员。这在芬兰是有地位的公职，负责土地的测量，人口与自然比例的观测，水土的迁移与流失等等。阿尔托跟着父亲穿越树丛，划过湖泊，森林的神秘在童年的记忆中不可磨灭。土地观测员的工作室里，有张极大的白色绘画桌，晚年的阿尔托曾诗意地撰文描述他在父亲的这张大白桌上爬上爬下的经验。“那张白桌很大。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桌子，起码是我所知的世界上最大的桌子。”幼年的阿尔托在白桌下玩耍，是他空间探索的最早起点，土地的风景在白桌上被记录，呈现，也使他对人为设计与土地自然的关系有了最初的感受。土地观测员的工作对他的建筑职业有深远的影响，使他把建筑视为构成土地的有机成分。也可以说，他的工作成了他父亲工作的一种延续。“对阿尔托来说，土地观测员与建筑师的办公室最主要的相似是除了私人兴趣之外，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客观地工作，服务于社会。他企图把建筑师的私人业务，对艺术表现的追求，与社会批评或起码是参与改革结合起来，这是赋予阿尔托的创造性作品内在张力的矛盾之一。”
而青年时代到意大利、希腊等地的蜜月旅行，又使阿尔托终生迷恋地中海的古典建筑文化——不是罗马的帝国纪念碑式，而更多是托斯卡尼(Tuscany)的民俗古典，意大利极富人情味的山城让他特别心仪。他曾梦想把他当时芬兰中部的家乡建成“北方的佛罗伦萨”。芬兰所临的波罗地(Baltic)海，正与地中海在欧洲南北相对，有“北方的地中海”之称，彼得堡、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就是它周围建立起来的北方都市。阿尔托对明媚的地中海文化的热爱，使他的建筑语汇中又加入了南与北的矛盾结合。
芬兰的森林，森林中的木屋，地中海的古老城墟，父亲的白色绘图桌……神秘与诗意，化作点点滴滴，在阿尔托的现代形式中被记忆，被回味，被复述。他注定了与机械时代的欧洲激进国际现代主义者柯布西耶、密斯等人不同。他比柯布西耶晚十二年，已经有条件在接受现代主义的同时对其做出超越与偏离。阿尔托所属的斯堪的纳维亚建筑师群，在二十年代变成现代主义者时，关注于如何在现代的同时具备人性，如何在加入一个社会运动时保持个人的特征。现代主义建筑对历史、传统、自然和文化的拒绝，其机械审美对个人的消灭，柯布西耶“从零开始”的革命口号，并没有为阿尔托等人盲目照搬。
他曾说：“在每个案例中，我们必须获得一种对立元素的交替解决方式……几乎每个设计任务都涉及几十，经常是上百，甚至上千个不同的矛盾因素，经过人的意愿作用达到功能上的和谐。这种和谐的获得除了通过艺术的方式，别无它法。”
阿尔托在对文化和社会的认识上，承继了芬兰知识分子对芬兰文化和外界文化力量共同热爱与尊敬的健康态度。地域与国际，历史与现代，北方与南方，城市与自然，社会与个人，理性与本能，标准化与多样化，阿尔托在种种矛盾之中，没有选择单纯的结论和教条，而是在他的设计和写作中，不断在矛盾中寻求解决之道，使矛盾成为他综合多种元素的、有机的个人风格的内在力量，将建筑所处环境、文化记忆和设计创新综合一体，树立了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另类传统。
柯布西耶作为现代主义的急先锋、鼓吹者，历史地位不容争辩，现代建筑运动的核心成员对标准化、工业技术的极端追求，通过精简和极端化来寻求表现力，虽然对整个现代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却在今天也引起了人们的种种质疑。当历史的激流退潮之后，阿尔托的有机(organic)现代主义更加焕发出一种低调而耐人寻味的光辉。
阿尔瓦·阿尔托二战后在芬兰、瑞典若干小型城镇设计市政中心，将历史、公民社会象征和公共空间有机结合，被视为宏伟市政建筑(Givic Monumentality)的杰作，是阿尔瓦·阿尔托的重要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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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著名者有S■nats■o市政中心(一九五二年)。S■nats■o是芬兰中部地区一个小型工业社区。市政中心包括一个议会厅，行政办公室，图书馆，雇员住宅和邮局商店等。阿尔托根据缓坡地势特点，设计了一系列由低至高的楼房，环绕而上，在最高处形成一个庭院，庭院建筑又以一座塔楼——议会厅为主导，使得这个现代设计与历史传统发生了联系：它是罗马议院席位的形式。“我用一个围合的庭院作为主题，因为有某种神秘的原因，庭院从古代克里特，希腊，罗马，一直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都保持了它重要的意义。”
阿尔托寻求二元解决方式的理念在这组建筑群中得到充分体现。它有两面台阶入口，一面的台阶是严整的花岗石，另一面则是长满青草的草坛式——一面体现市政中心的庄严感，另一面则体现它的草根性，一面是理性，崇高，权力；一面是自然，亲密，感官。整个设计将几个很难同时体现的特征融为一体：纪念碑式与质朴亲密，政府与私人，城市与农村，文化与自然。
会议厅是制高点，抵达室内要从入口拾级而上，然后进入庭院内部面临草地和池水，穿过阳光灿烂的走廊，沿室内楼梯踏入天花板高高向上的会议厅。天花板上，则是原木束状房梁，在灯光设计的映视下，束状房梁向上展开，支撑屋顶，象征着成长、运动、社区与公民责任。这被称为现代建筑中杰出的时空次序(sequences)之一，在达到一种正式和重要的仪式感的同时，却保持规模上的亲密，以及自然(草木)的相伴。
生长于北京的我，对于市政中心、公民空间的认识，当然都来自我们那著名的广场，广场周围的帝国式城楼，苏联版的宏伟会堂，纪念碑和领袖遗体纪念馆。没赶上向城楼上的领袖山呼万岁，我赶上的是向领袖喊“您好”，或者举旗抗议。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有一种非正常态的宏伟浪漫，一种发泄，都是在城楼之下，会堂之外。我们都为那广场，那城楼，那会堂骄傲。那是我们在世界的镜头前出现时共和国的象征。我们也自然而然把它视为我们自己的象征。这其中的话题实在太多，暂且不表，我想说的是，除了这著名的广场空间，我不记得我对任何其它形式的市政中心有过注意。从十八岁开始出门远行，我也走过黄河、长江的不少地方，没有在一个地方，会像外地人到北京那样，直奔广场与会堂。那些省府大楼？那些县委大院？谁会注意他们的模样？
让我们在此谈论不已的Saynats■o市政中心，却不过是属于一个当时居民三千人的小镇(阿尔瓦·阿尔托的大多市政中心都是属于小城镇)，我们所谈论的monumentality，就是在这样规模的小镇实现的。我们必须了解这整个建筑群的规模是很小的，而那正是它达到了激动人心的效果的原因之一：在这样一个偏远，谈不上特别富裕的小型社区，一个完整的公民空间却以庄严而逊朴的形式有条不紊地存在着，而正是这些空间的存在，体现着我们称之为民主社会的东西。试想在我们的广场上每天会见到的来自祖国各地的公民，如果他们成长，熟悉于这样的公民中心，他们对于广场的认识又会是怎样一种？他们会不会在敬叹之中也有一分熟悉与平常的感觉？像是他们家乡那市政中心的一个延伸，一个跟他们真正相关的空间？
“不管是哪一种社会体制在全世界或部分地区流行，在不引起个人自由和共同利益的冲突的情况下，都需要一种柔和的人性色彩将社会、城市、建筑，甚至机械制造的最微小的物品融合成一种正面的东西投注于人类心理。这些追求围绕建筑学展开，已达到我们现在可以谈论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建筑学目标的时候，涉及整个世界和其文化危机。我们或者可以说：我们现在到达了这样的阶段，建筑学已重新获得了它在旧日古典文明中享有的地位。”这是阿尔托在一九五0年为一位建筑师致的悼辞中所言。阿尔托的幸运之处在于，战前他与芬兰工业家有良好的关系；战后芬兰作为社会福利国家，在重建的过程中为建筑师提供了让欧美建筑界羡慕的大量机会。所以，阿尔托的作品，大部分是公共设施，上述的市政中心外，还有图书馆、医院、大学、工人宿舍等等。二战后的欧洲，人们在心灵创伤下对人道主义有新的认识，阿尔托对建筑在社会及个人心理中所起作用的体会更加深刻，他的一系列市政中心，或多或少包括市政厅、图书馆、音乐厅或剧院、草坪、商店等元素，都有上述的庄严与亲切，现代与自然，集体与个人交互作用的特点，是他在现代形式的市政建筑中，对民主社会公共空间的物理与心理形式的杰出的探索与塑造。
阿尔托早期的功能(funtion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作品中，人的因素就已被大写地凸现。一九三三年完成的Paimo肺病疗养院和一九三五年完成的Viipuri市立图书馆，是使他获得国内外声名的早期名作，后者对光线的处理，代表着他一生作品对光与空间关系的深刻把握。技术上的成熟之外，人道主义已经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他在设计肺病疗养院的早期，曾生病住院，使他从病人而不是医生、护士的角度观察医院。这是一个人最软弱的时候。他注意到天花板刺眼的灯光，令人不愉快的色彩，恼人的噪音，过低的温度，等等。他的设计对灯光和空气流通都做了精心的安排，灯光来源于病人视野之外，走廊地板是鲜艳的黄色，好像把太阳带入室内，天花板则是宁静的色调，加热系统朝向病人脚部，水箱的设计不打扰临房，等等。
但在一九三五年，他在创作理念上已有意识地与现代主义的抽象理性乌托邦告别，开始发展一种多层次的、与芬兰本土地域文化特征相吻合的建筑风格。一九三八年建成的Mairea夏季别墅，是他进入这种实践后的名作。除了它与周围林木环境的和谐，在客厅中的楼梯一角，他更用现代材料把芬兰的直木森林景观艺术地再现，与室外的林木形成既呼应，又超离的效果。从此，“室内的自然”，“模拟的自然”，都成了他此后设计中的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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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并不是反对理性，而是要将理性主义提升到健全的高度。他认为本能和游戏也应该包含在理性之中。他说：“不太会有什么人严肃地否认本能的欢乐是审美经验中正当的反应。它跟所有本能活动，创造的快乐，工作的快乐有关。不幸的是，现代人，特别是西方人，被理论分析影响得太深，以至于他的自然洞见力和即时接受力已经非常薄弱化了。”阿尔托把本能游戏和自由联想作为他设计过程的有意识的方式，并在著名散文《鳟鱼与山泉》中加以阐述：“我愿意加一句，建筑和它的细节在某种方式上与生物过程相关。他们就好像鲑鱼或鳟鱼，不是生来就成熟的，甚至不是诞生于他们生存的海洋或湖泊中。他们是诞生于千里之外，远离他们通常生活的环境，就像人的精神生活和本能远离他的日常工作。像鱼的卵发展成成熟的组织需要时间，我们思想世界中的发展、结晶也需要时间。”
这使得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在《现代建筑史》中对阿尔托的作品有另一种读法。阿尔托很爱引用的庭院主题，在Mairea别墅是L型，在Saynatsalo市政中心是U型，被读解成暗含“鱼”的形象，而这中间总会存在的独立元素则被视为“卵”。Mairea别墅和Saynatsalo市政中心的“鱼的头部”都是公共空间元素中最荣耀的部分——前者是它的工作室，后者是议会厅。而“卵”的因素在Mairea别墅是它的游泳池，在S■nats■市政中心是它的图书馆——前者是体能更新之处，后者是思维养育之所。Saynatsalo市政中心的图书馆独立于其它建筑，还造成了上文曾介绍的两面人口的契机——自然与文明的中介。在“卵”和“鱼”的过渡中，建筑材料也在过渡，Saynatsalo市政中心的石头走道变成议会厅的木质地板和借用了中世纪语汇的原木天花板，整个通道有一种神话式企图，仿佛是种“通行的典仪”，一半是文明，一半是自然，而有池水在视野中波光闪烁——再次暗示着生命诞生与更新的过程。
我个人则觉得，阿尔托对“过程”、“自然”的重视，使他的作品更具有时间流动感。哥特式教堂的向高向上发展，跟现代主义办公楼有种共同的心理特征——空间上的垂直延伸，视角上的归一化。阿尔托的兴趣却倾向于多层次，高低错落，沿地貌伸展的建筑，并且强调多视角，强调穿行、通过、游走之中不同的心理感受。阿尔托作品跟立体派绘画有相近之处，多面、拼贴，都是两者的特征。然而立体派绘画正是对西方传统单一视点的反叛。对于中国人来说，绘画上的多视角，无透视倒是传统。芬兰在欧洲是个独特的国家，地理上边缘，历史上经由匈牙利与亚洲相关，芬兰语是属亚洲语系，所以阿尔托有对西方古典的沿承，也与亚洲的某种古典有些联系。不像莱特曾经亲自到过日本，并借鉴了不少日本建筑语汇，阿尔托从没去过东方，但他对日本建筑文化也有很深的认识。Mairea别墅中的室内抽象林木，在设计中的某个阶段就曾企图展示“竹”的形象，后来定稿为现在的更芬兰化的结果，但在我们亚洲人看来，的确有种竹的意味在其中。Mairea别墅那树林掩映中的白墙碧水，跟几乎同期的莱特的流水居相呼应，成为现代设计中最具自然诗意的私人建筑。
我提到阿尔托的东方因素，并不是认为因此就可以又兴高彩烈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原来我们老祖宗早做过了，他的有机主义不就是咱们的“天人合一”吗。如果真是如此，只能说很遗憾，咱们现在是“天”和“人”都有点找不见的意思，更不要说合一了。我是想说，不管指出阿尔托的文化因素如何如何，他都有创意、改造、融会贯通。如果说他的东西里真有我们熟悉的时空感，与自然的呼应，等等，我们只能说，那倒真更值得我们好好强调，我可不是准备闹国粹派，阿尔托的东西仍是现代，不是巴洛可，不是Art Deco，更不是“大屋顶”式的笨拙而不当地死搬古典(况且，什么时候中国的古典建筑语汇就只剩了角楼和大屋顶？)。
阿尔托不仅在实践中发展他的人性化的建筑理念，还发表文章和讲演，有很多至今值得人认真回味的精辟之见。在美国本土发展出独特风格，也具有有机性和诗意感的莱特是阿尔托最为心仪的同行之一。他在赞扬莱特的文章中反对现代建筑中“每个元素都是可见的，每个角落的功能和结构都可以被解释。新建筑学太多倾向于彻底的、明确的机械主义，而非人自身。莱特从来不是这样。他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具有人的限度。……总有什么东西提醒着我们自身存在的未知的深度。”
这也可以作为阿尔托自身作品的说明。一九四七年，他也曾与六十名建筑师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规划人的周身环境”讨论会，他们试图从心理、哲学、视觉和社会诸角度讨论环境问题，中心议题是“怎样在不毁灭机器的同时减低它的存在？怎样在保留工业的同时避免将人‘工业化’”？
阿尔托对于材料的价值观也与他的理念一脉相承。他看重木的高贵与砖的谦卑，这是他最常采用的两种材料。在他个人夏季别墅(一九五三年)中，这两种材料的多样化组合和表现力，予人深刻印象。化普通的材料为精致的效果，这是他的主张，也是他的成就。他说：“砖是形式创造中的重要元素。……建筑就是把一块不值钱的石头变成一块金子。”而建筑中最贵重的是什么？阿尔托说，是“新鲜的空气。因为那不仅是通风的问题，还是城市规划的问题”。
“诗意地居住”对于阿尔托不是格言，而是本能与理性结合的建设实践。
娜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