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我也还能算是六十岁一代人，可惜不认识王光先生，如果他问到我，我会回答：我早就知道《昆虫记》是一部世界名著，是昆虫的史诗，一直希望有中译本出来。我这样回答，不是信口开河，我是早就在十二三岁时，已经从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中读到《法布耳昆虫记》一文。小孩子对于这样一部“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读物，自然特感兴趣。年岁渐长，多次重新翻看周氏此文，又渐渐神往于这样几句话：
法布耳的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但我们读了却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夫(普通的昆虫学里已经说得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的纪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神妙与愚蒙。我们看了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同类的运命，受得深切的铭感，现在见了昆虫界的这些悲喜剧，仿佛是听说远亲——的确是很远的远亲——的消息，正是一样迫切的动心，令人想起种种事情来。
原来这样！这就不仅是爱玩昆虫的儿童要看，越是于生命有体味的成人老人越会爱看。我一等等了六十多年。王光先生的译本是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已经出版了的，可惜我孤陋寡闻，当时竟毫无所知，幸而一九九八年这个第二次印刷的广告我注意到了，赶快托人买了来。原著十大卷，中译本只是选译，只有二十六万字，但附录了原著目录总览，更加刺激了我的奢望，何时可以读到全书的中译本呢？我希望还等得到。
现在读这个选译本，已经可以证实周作人的评介没有欺骗我。罗大冈先生为中译本写的序言，首先郑重声明：“王君的新译本是从《昆虫记》法文原书一字一句忠实的直译，而不是从英文或日文译本转译，更不是将法布尔的名著《昆虫记》改写成浅显易读的儿童读物。”罗先生为别人的书作序之认真负责，一向有名，他这些推许当然是可信的。罗先生是法国文学研究权威，他指出：“在法国十八、十九世纪，热衷于把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写成文学式著作的生物学家，多到不可胜数，何止法布尔一人？可是只有法布尔的《昆虫记》流传最久最广，这绝非偶然。”原因就在于，“他怀着对渺小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去描写(甚至歌颂)微不足道的昆虫。这就是《昆虫记》充满人情味的理由。《昆虫记》充满对昆虫的爱，对微小生命的爱，所以使广大读者深受感动。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昆虫记》是科学理论与艺术因素相融合的艺术意义，而不应当单纯理解《昆虫记》文字技巧的高妙。《昆虫记》的文字技巧并不特别细巧，它的特点是朴素与真实。而单纯文字技巧高妙，并不一定能产生深刻动人的作品。”这个分析很深刻。人需要艺术，本来就是为了沟通和理解，为了广通人情之邮，普结人世之缘。昆虫是异类，然而同是生命，实是人类的远亲。今以大爱之心，探得这样远的远亲的种种生命悲喜剧的信息，这就把人情之邮通到最远，把人世之缘结到最广，正是艺术的最高使命，岂止是文字技巧之末呢。试看：
当心着点儿，冒失鬼；顺谷底走，那样既省力又安全；那条道不错，很平坦，你的小球能轻松滚动。——真是的，它偏不那么走；它坚持要重新爬上陡坡；如此看来，那地方是它不可迂回的一道障碍了。兴许恢复到一定高度对它有用。想到这里，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了；一定的高度的确可以加以利用，在这一点上，金龟子比我明智。——但是你起码该走这边的小山道呀，这小道坡度小；准能让你爬上去。——它根本不理睬你；尽管旁边那条道是不可能逾越的陡坡，小顽固却非要从陡坡山道里走不可。(P.21)简直是一位老祖父在顽皮固执的小孙儿旁边唠唠叨叨。小孙儿是谁呢？你已经知道，那是金龟子。它那么吃力推滚的是什么小球儿呢？原来，竟然是，粪球儿。——你有些恶心了么？那么，你再看：一个一个干泥土制成的小葫芦状的工艺品，精雅超凡，透着无懈可击的几何学原理，显示出优美与力量的结合，上面还刻有精美的格状饰纹。摇动起来里面有东西轻微响动，那是什么？是一个一个刚好填满葫芦腔的球状物，是为幼虫准备的“肉末香菇馅饼”。法布尔赞美道：
糕点师傅能给糕点做出精美的花样；他用蔷薇花饰，卷缆花饰，或者西瓜表皮斑纹状的子午线条，装饰自己的作品。米隆食粪虫对这门烹任美学并不陌生，它把盛放馅饼的盒子，做成了华丽的小葫芦，外表还装饰了指纹的格状纹饰。(P.159)你又会吃一惊，这位工艺师和糕点师傅，原来竟是米隆食粪虫！是的，小葫芦里精心保存的馅饼，就是浸透了血脓的泥团，是米隆食粪虫用生在自己头顶上的两把“解剖刀”和前爪上的“锯齿刀”，把动物死尸上所有能割下来的东西切成碎块，掺杂着小绒絮团、毛皮丝、细肉渣裹在湿泥团里，湿泥是从浸足了动物死尸的血脓之处取来的，这就成了为幼虫准备的美味，而小葫芦起到了馅饼保鲜的作用。
这未免太恶心了吧？为什么专门赞美这些恶心的东西呢？
当然并非专门赞美这些。例如，为蝉恢复名誉，推倒古希腊寓言家以来的诬蔑不实之词，赞美蝉在夏日酷热之中，别的昆虫干渴难忍，不知所措，打不起精神，惟独它满不在乎，“一刻不停地唱着，在小灌木的一根细枝上稳稳站定，(用它的喙)钻透平滑坚硬的树皮。树汁被太阳晒热，把树皮胀得鼓鼓的。过后，它把吸管插入钻孔，探进树皮，津津有味地痛饮起来。此时此刻的蝉，纹丝不动，聚精会神，全身心沉醉于糖汁和歌曲之中。”(P.115)又如， 赞美意大利蟋蟀有天生的“制音消音器”，它稍受惊动，立刻就能把鸣声变远，变得似在左又在右，似在前又在后。“八月的夜晚，在那无比安宁的氛围之中，我的确听不出还有什么昆虫的鸣唱，能有意大利蟋蟀的鸣唱那么优美清亮。不知多少回，我躺在地上，背靠着迷迭香支成的屏风，‘在文静的月亮女友的陪伴下’，悉心倾听那情趣盎然的‘荒石园’音乐会！”(P.175)像这样美好的文字是很多的。可是，只认这些是美好，而把粪团、血脓湿泥团之类只认为丑恶污秽，也许并不完全适当。法布尔说：
在母爱之丰富细腻方面，能够与以花求食的蜂类媲美的，竟只有那开发垃圾，净化被畜群污染的草地的各种食粪虫类。……大自然中充满这类反差对照。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粪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P.17)
原来，人类虽然是万物之灵，仍不免于局限，其所谓丑美、脏净也许只是以人类的某些偏见为标准，只有大自然的大生命，才能以真正的大美大净的观念教育我们、提高我们。我认为法布尔的工作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
是的，法布尔的动力不仅是兴趣。他躺在“荒石园”地上倾听意大利蟋蝉的音乐会时，他的头顶上，天鹅星座在银河里拉长自己的大十字架。他知道群星的故事，“科学向我们讲述它们的距离，它们的速度，它们的质量，它们的体积；科学将铺天盖地的数目字向我们压来，以无数、无垠和无止境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然而，科学却怎么也感动不了我们一丝真情。这是为什么？因为科学缺少那伟大的奥秘，也就是生命的奥秘。”(P.176)他呼唤道：
我的蟋蟀啊，有你们陪伴，我反而能感受到生命在颤动；而我们尘世泥胎造物的灵魂，恰恰就是生命。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身靠迷迭香樊篱，仅仅向天鹅星座投去些许心不在焉的目光，而全副精神却集中在你们的小夜曲上。(P.176)
这样来谈科学，也许不免有些“情绪化”，但是这样的与大宇宙比重的对生命的尊重热爱，实是最崇高的人文主义。惟其有此崇高的动力，才会推动他，不远万里，飘洋过海，从法国跑到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专为去研究米隆食粪虫(Phané Milon)。法国本来也有塞里涅食粪虫，法布尔研究过，但是他还要对照研究其身处另一半球的竞争者的技艺，才以一个终身中学教师的微薄收入，作此科学考察的壮举。(中国即使是大学教授的收入也万不敢望，这倒不是有没有那样崇高动力的问题。)
即使只是在家中进行观察研究，也经常要付出种种超常的辛勤。单是为了观察蝎子的交配，法布尔向我们介绍了他的观察日记，就从一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直到五月二十五日，其中经常是一位八十老翁的聚精会神的整夜整夜。我们藉此知道：雄蝎如何追求，雌蝎如何挣脱，雄蝎如何紧握着雌蝎的双“手”，倒退着进行长时间的爱情的散步，终于怎样把蝎新娘一点儿一点儿地拖进某个瓦片之下的洞房。交配时间太晚，没有看到。但是第二天揭开瓦片，雌蝎还在那里，雄蝎的脑袋、一只钳爪和一对足爪不见了，已经被雌蝎吃掉了，第二夜更被整个吃光。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每一个蝎新郎的共同的命运。也不只是蝎，法布尔观察所得，蝎和螳螂、金步甲，都是爱情既过，雌性吃掉雄性。不可思议的奇妙是，雄性在被活活吞食过程中，都是本有力反抗而毫不反抗，顶多是徒劳地挣扎。另一方面：
性情温厚的雌蟋蟀，会突然变得乖戾起来，它把曾经向自己献上那般痴情的小夜曲的雄性打翻在地，扯碎它的翅膀，折断它的提琴，甚至还没断气就先从那演奏家身上叼下几口肉，由此可见，交尾过后，雌性对雄性极端厌恶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尤其是在食肉昆虫当中。这些残酷习俗究竟出于什么动因？我想，只要能具备条件，我一定不失时机地把这个问题搞清楚。(P.324—325)
不知道法布尔终于搞清楚没有，他这几句话，已经足够使人迫切地动心，想起种种事情来。
法布尔把这些残酷的死亡，包容在他热爱的生命大交响乐里，他毕竟是大科学家，是清醒的，非常知道生命的有限的一面。他有一张核桃木板的小桌，比大手帕大不到哪儿去，他在那上面辛勤工作了不止半个世纪，桌面上已经留下无数污迹和伤痕，桌角已经裂口，桌板内层已经钻满了窃蠹。他问桌子：“以后主人不在了，你将变成什么样呢？”他设想，最好是家人们能把它当作珍贵的遗物保存，但是，
真不敢相信以后能有这样的好事。哦，我的老知己，你一定会落到根本不理会你的历史如何的人的手里，你一定会变成床头桌，上面压上好多碗药汤；很可能，当你身子骨衰老之时，腿瘸了，腰也断了，于是被大卸八块，丢在土豆锅下，成为添把火的干柴。你将化作一团青烟，在另一团青烟中与我相会；那青烟是我毕生劳作的结果，也是被人彻底忘怀的标志。然而，不复存在，这正是你我忙碌一场之后得到的最好的休息。(P.252)
法布尔对生命的热爱，还扩展到植物界，他亲自绘制了几百幅蘑菇图，把他住宅周围的各种蘑菇，都依原样大小和原色画下来。他说：
这一厚摞水彩画，是付出那么多劳动才换来的成果，它们将来会变成什么呢？可以想见，最初一段时间，家人将虔诚地保存我这份遗物；然而它们总要成为累赘，从一个壁橱换到另一个壁橱，从一个阁楼塞进另一个阁楼，耗子不断光顾，纸页污迹斑斑，迟早有一天会落到某位远房小孙子手里，被撕成正方形，用来折了纸鸡纸鸟。这是必然的事，我们怀着自己的心愿而特别珍爱过的东西，到头来会凄惨地毁在现实的利爪之下。(P.336)
这很感伤，然而也很明智通达。以他这种心态，如果他知道他身后七十多年，王光先生向几个年代人询问是否知道《昆虫记》，答案都不甚了了，大约他也不太在乎。甚至，连罗大冈先生的中译本序里，说到中国是谁开始将法国这位作家的姓名音译为法布耳，谁将《昆虫学回忆录》简译为《昆虫记》时，也说：
我记得是鲁迅先生开始的。鲁迅在“五四”以前已经在他文章中提起过“法布耳”的《昆虫记》。想必当时他所根据的材料是日文。我没有时间去查书，不敢说我的记忆正确无误。(P.6)
其实，鲁迅最早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记中记下：“下午往东亚公司买《辞林》一本，《昆虫记》第二卷一本，共泉五元二角。”这里并未提到“法布耳”，其时远在“五四”之后，而且日记当时并未公开发表。鲁迅公开发表的文字中：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华盖集·通讯二》)
此文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初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猛进》周刊第五期，一定在“五四”之后，这里根本未提书名，也没有“法布耳”这个中文音译名。又，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写的《春末闲谈》，初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第一期，收入《坟》，其中是称为“法国昆虫学大家发勃耳”，并未译为“法布耳”，也根本未提书名。鲁迅的确是重视《昆虫记》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还从欧洲陆续邮购到《昆虫记》英译本，计划与周建人合译出来。(见周建人：《鲁迅与自然科学》)但是，真正在中国第一个提“法布耳《昆虫记》”的，还是周作人写的那篇文章，初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晨报副镌》，收入《自己的园地》，罗大冈记得的自是这一篇，也远在“五四”之后。罗先生的记忆的确不甚准确。但这个出入甚小，而且不是直接关于《昆虫记》本书的，法布尔如果有知，更不会在乎，他传递的人类远亲的消息毕竟到达我们这里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
(《昆虫记》，法布尔著，王光译，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第一版，19.00元)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