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华盛顿共识”旨在批判、超越“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八十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所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同意和接受这些政策主张，往往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任何发生危机的国家得到援助的必要条件。
但是，东南亚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华盛顿共识”的缺陷。斯蒂格利茨明确指出，“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那么，“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主要误导是什么呢？
误导之一是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实施紧缩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这无异于给已经陷入衰退的东南亚和东亚经济“雪上加霜”。
误导之二是把金融自由化当成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有效的金融体制的手段。但是，经济学中的“次优定理”(second－best theorem，由兰卡斯特等于一九五七年证明)早已指出，只要现实经济中有一点不符合理想的完全竞争条件，进一步往经济自由化(如开放资本帐户)发展，并不一定能提高效率。
误导之三是指导私人化当成比促进公平竞争更重要的目标，结果造成大量“私有化寻租”(即不平等地瓜分已有财富而非创造新财富)。
误导之四是认为少数政策工具(如宏观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较窄的目标(如GDP增长)，而忽视健康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公平的发展”(equitable development)和“民主的发展”(democraticdevelopment)。与此相反，斯蒂格利茨主张“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广的发展目标”——“后华盛顿共识”。
身为“华盛顿共识”机构的重要成员而又公开批评“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在美国引起了许多争议，《华尔街日报》就登有反驳斯蒂格利茨的文章。斯蒂格利茨则明确表示，“金融共同体”(financialcommunity)与工人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张是不可能一致的。斯蒂格利茨是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的经济学家。在今年七月二十日中国人民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他的自述简历中首先特别提到参加一九六四年“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声援黑人公民权运动)，然后才提到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该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因只授予四十岁以下的杰出贡献者)。斯蒂格利茨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共识，“而不论新的共识是什么，它都不能基于华盛顿”。(Stiglitz全文已上网：http：／／WWW.Wider、unu、edu／stiglit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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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