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原名黄为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他生于一八八五年，十九岁考中进士即赴日本留学，一九○九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曾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为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作为一个法科毕业的政论家，他期盼辛亥革命诞生的共和国应该是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人服从相当之法律”，即使“袁世凯泄尿于途，警察得而执之，罚金数角至几元与吾辈等”。可事实上，这样的理想国并没有出现，“约法上之所谓种种限制之不足羁袁公”，所谓“约法”仅一纸空文。新生共和国不过是“去皇帝而代以大总统，去督抚而我代为都督，去亲贵而我代为国务员，去军统标统而我代为师长旅长，去旧日之司官而我代为主事佥事”，总之，“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而已。
黄远生以为政治上的山穷水尽，病因不仅在于制度，还由于思想的陈腐昏谬，因而人们以旧思想运用新政治，便一事无成。所以中国的病根在于思想界。而患有此思想病者，国人无一例外，因而称之为“国人之公毒”。黄远生确信欧洲“文艺改革，为彼土涤瑕荡秽，日月光华之首基”。据此，他主张借鉴欧洲的经验，通过文艺改革，输入现代思潮，改变传统观念。他以文学改革先驱自命，且立誓“自今以后，将撰述西洋文学的概要，天才伟著所以影响于思想文化者何如，冀以荜路蓝缕，开此先路”。并撰写了《本报的新生命》《新旧思想之冲突》《朱芷青君身后征膊序》等一系列文学改革的论文，还成功地用白话翻译了法国梅里美的小说《鞑蛮歌传》。
他曾预言，袁世凯由于“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思想终未蜕化”，所以“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将终为亡国之罪魁”。中国之命运“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野心路人皆知，至此，黄远生更觉得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刻不容缓。一九一五年十月《致<甲寅>杂志记者》呼吁：“居今论政，……致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这个主张的要旨是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新文明，以改造中国的传统思想，更新观念，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奠定基础。他决心抛弃一切，愿奉一身尽力于这文学和思想改革的事业。未料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不幸被人暗杀，有志未逮，抱恨千古。
当黄远生的这封信刊出于政论家大本营《甲寅杂志》时，主编章士钊附登了一封复信，对黄的主张颇不以为然，说“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并断言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即莎士比亚，嚣俄复生亦莫奏其技矣”。表明了这位政论家对黄主张的否定。可是，正当《甲寅杂志》政论家振振有辞地谈政议政之时，筹安会诸君子早已把共和国宪法踩倒在脚下，此时，《甲寅杂志》也无法出版，连个发言之地都没有了。政论家们茫然，但经过反思，很快作出了抉择。章士钊不愿放弃他的政治家立场，可是，他的麾下大将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及撰稿人胡适、吴虞等都先后接受了黄的主张，并且脱离《甲寅杂志》，另立门户，渐渐地在《新青年》周围形成了一个新文学团体。黄的主张也被广为宣传。据笔者所见，仅就《新青年》及《新潮》而言，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黄远生的老友蓝公武致信胡适，指出《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胡适将此信发表于《新青年》；罗家伦第一次把黄远生写进带有史的评述性的长篇论文《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近千字的篇幅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新文学史无不视黄远生为新文学先驱人物。其他且不论，就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也没有例外。可见，新文学史上本来就已有黄远生的大名，只是后来被抹去了。但是，一部没有黄远生的名字的中国新文学史，似乎像一部无“头”的文学史，其来龙去脉总不免令人有渺茫难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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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永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