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篇文字，其实不仅是我个人的学术反思，思想的再思考，也是对我所学到的社会人类学的反思，对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还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尝试。
我觉得，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从一开始，就是要认识文化，认识社会。这个认识过程的起点，是在认识自己。我这个人作为一个生物体，是在既定的文化里边长起来的，一切离不开自己所属的文化。但是尽管如此，要了解自己所处的文化，这个事情并不容易。我记得一九七九年我访问芝加哥的时候，已经提出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件事，主张进行文化之间的交流。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就是得从认识自己开始。我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认识自己。搞了这么多年，写了不少文章，也只能说是认识自己的开始。文化，我叫它是个人造的人文世界。这个人文世界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造出来的。造得怎么样呢？我们自己生活在里边，可是并不清楚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人对我们讲过。我现在老了，想要看一看，自己从小学来的这一套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怎么去分析它，怎么去理解它，看它在我们生活上发生了些什么作用，又怎样发生变化，它是怎么变动的，为什么变动，动到哪儿去……这些问题，我认为就是人类学者、社会学者要去观察和研究的题目。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方法，直接去看、去观察、去分析社会生活里的事实、秩序、格局和基本规律。这既是在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也是在认识自己。这样得来的认识才能运用来满足我们生活的要求。
昨天晚上，我得到一本北大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我自己写的书，书名叫《从实求知录》，是我最近几年发表的学术反思文章的结集。为什么叫《从实求知录》呢？意思是书里边记录了我从实际中得到知识的经过。我这些年来所得到的知识很少，也不见得都正确，但是我确实是从实际生活当中得到的。这本书就是讲我这一个人求知的经过，从中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在六十年里的发展脉络和发展的过程。
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我觉得自己有点老了。以前我没有感到自己是个老人，这是老实话，就像孔子说的，“不知老之将至”。一九九五年以后，做事情有点力不从心了，感觉到有个“老”字来了。讲话的时间一长就讲不动了，走路要人扶着了，一样一样地表现了出来。总的感觉是力不从心。心里边还想着做这个做那个，可是实际上做不来了。我这个生物体和在人文世界里形成的精神要求合不到一块了。感觉到自己老了之后，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我虽然老了，可还没有死。从老到死还有一段时间，叫“老而未死”。老而未死这段时间里边，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中国人有个说法，叫“身后之事”，我也开始考虑身后之事了。从前写《生育制度》的时候，我发挥过一个观点，认为社会同人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英文里边叫做metabolism。我为此专门创制了一个名词，叫“社会继替”。社会自身的发展，要求人口不断地再生产。新的进去，老的退出来。退出来的过程中，有一个老而未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会想一个问题，即个体受到生物体的限制，不能再活下去了。这是上帝决定的。中国人叫“命”。天命如此。到这个时候，人会感觉到，有个东西在自己死后还会继续延长下去，这就是人文世界。想到这一点，会产生一种感觉，想再做点事情，留点影响给身后的世界。我在一九九五年之后，开始考虑这个身后之事。想到的具体要做的事情，是写我的反思文章。站在现在的位置上，回头去看去想自己思想的来路和过程，看看这套想法是怎么来的。我想自己大概还有几年的时间，能用来回头看看自己写过点什么，为什么这么写，写得对不对，自己做点反思，进行自我批判。也就是要自己看自己。后来我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看人看我》，意思是看看人家是怎么看我的，看看我写的文章起了点什么作用。这事情很有趣味。大家到了我这个年龄，可以试一试。自己看自己，批评自己，再看别人怎么看自己、批评自己，不仅有趣，而且可以有启发。通过这样的思考，可以对问题看得深一点。
我怎么去进行反思的呢？一个办法，是在我的老师身上做文章。思想有它的来源的。我学的这套东西哪儿来的呢？我的思想哪儿来的呢？应该说是从我的老师那儿来的。我的几个老师当中，第一个影响我的是吴文藻先生，第二个是潘光旦先生，然后是三个外国人，一是Park，二是Shirokogorov，三是Malinowski。作为学生，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得到些什么呢？关于吴文藻先生，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开风气，育人才》。他在中国提出来了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社会学中国化，一个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潘先生对我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我在潘先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文世界”这个概念。我这个概念是从潘先生的思想里边来的。
对人文世界怎么理解呢？这个话要说得远了，意思也深了。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是承父命。他的父亲要他做的事情，总起来讲是两句话：一是究天人之际，二是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天是指自然世界，人是从自然界里边发展出来的，天人之际就是人在这个自然世界里边处的地位。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天外来客。人逃不出这个客观的自然世界，但是人有能力可以利用这个自然世界来创造一个人文世界，用人文世界来利用自然以取得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使人既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世界的对立面。Malinowski的一个关键思想是，文化是人造的东西，是为了人的需要而造的。在自然界里边，从没有生命的状态里出现了生命，又从生命里边出现了文化。这个过程到现在还没有完，还在进化，还在发展。连起来看，就是历史。要弄清楚这一套，就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历来做学问的基本内容。人的知识，大概就是从这一“究”一“通”当中来的。根据我的理解，人类学、社会学的目标，也可以表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话，古人早就说清楚了，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通，还不大明白。
我现在确实感到时间不多了，力不从心了。Raushenbush写的Park传的最后一章题目是“So Little Time”。时间之少，生命之短，到老才体会得真切。现在我真是觉得整天想问题都来不及，更不用说把问题想明白再写出来。
我在反思的时候，先回到自己老师那里。这一来，我发现自己对几个老师的东西都没有吃透。要真正理解上一辈人并不容易。最近我在看什么书呢？讲讲也许很有意思。我在看几本传记。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还有钱穆，这些人的传记很吸引我。他们是我的上一辈人。我想看看他们一生关切的是什么问题，他们这代人是怎么过来的，这里边很有意思。顾颉刚是我的同乡，尽管相差一代，他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我的还有很大相同之处，所以他讲的话我很熟悉。从传记里边看到他的很多苦衷，我很能体会其中的原因。我看这些人的传记，是想争取多懂得他们一点，也是想多懂得自己一点。
在我的老师里边，中国的老师，只是差了一代，理解他们就不大容易了。外国老师理解起来就更不容易。Shirokogorov写了很多东西，我也看过不少，可是到现在我还不能说自己懂得这位老师。我跟他学体质人类学，他对我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从当时一直持续到现在。十年前，我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觉得是自己的发明，还很神气。现在一看，Shirokogorov早就讲了。今天我把这个话说明，这是Shirokogorov影响我的学术思想的一个例证。
我从去年暑假开始，看Malinowski的一本书，The Dynamics of CultureChange。我好好读了一遍。我应当说明，这是My teacher in my eyes，只是我眼中的老师和他的想法，是我的理解。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这本书里边看到了Malinowski学术思想的具体变化和发展。他最早成名的著作和他早年的文化理论，是从他参与Trobriand土人的实际生活里边出来的。Trobriand那个地方，有点像中国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那个样子，是个孤立的、封闭的、静态的文化。Malinowski确实是很深入地理解了Trobriand岛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从中看出来了文化表格，即文化的结构，写出了《文化论》。后来他到了伦敦，做了教授，就不同了，他不再到Trobriand去了。他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人类学往哪儿去。他后来接触到了非洲殖民地上土人的情况，看到当地的原有文化快要被西方殖民主义破坏尽了，他心里不舒服，对殖民主义这一套很反感。他希望还能保留住原来的本土文化。Malinowski当时的心情，可能跟我在一九五七年时候的想法有点类似，想凭借自己的知识去改造天下，像唐吉诃德。他热心于应用社会学，想改造殖民主义，为殖民地的人民做点好事。这与总的形势是冲突的，成了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靠书生去改变它也是劳而无功的。但是在这一段经历当中，Malinowski却看到了一个正在发生文化巨变的社会，看到了文化变迁的现实，这使他后来写出了《文化动态论》。这是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转折，从静态的分析转向了动态的研究。他把这个转折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大题目，认为新的人类学必须以对变动中的文化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题。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主题。可是人生有限，他没有机会由自己来完成这么一个主题的转折了。
Malinowski的学术思想，始终没有离开他所接触到的实际。实际是静态的，他的思想也是静态的。实际发生变化，他的思想也发生变化，他的理论也发生变化。我们看书不能不看人，要看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这么写的，为什么有这套思想。弄清楚这些，才能理解作者，懂得作者。Malinowski在人类学上的贡献，就是实现了从书本到实地调查，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并倡导从对野蛮人的研究转向对文明世界的研究。
今天的人类学、社会学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清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里边，看清楚全人类的文化是在怎么变化，这样才能看到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先要定好位，才好往前走。这里边的意思，还是我反复强调的一条，不能脱离实际，要坚持从实求知。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人类社会从二十世纪向二十一世纪过渡时期的文化变迁。
一九八九年，我参加过一个国际儿童教育方面的学术会议。我在会上说，在儿童教育方面，当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他们准备一个能适应二十一世纪人类生活的脑筋。二十一世纪会是个什么局面呢？这个话要从二十世纪说起。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意思是这样一个格局中有一个前景，就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我觉得人类的文化现在正处在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要形成一个统一体，而又尚未形成。要成而未成的这样一个时期，就表现出了“战国”的特点。这个特点里边有一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方向，向这个方向努力，为它准备条件。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老在那儿打来打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发了昏，扔个原子弹，毁灭整个人类社会，即使人类没有全部毁灭，文化也得重新再从头创造一遍。我们要避免人类历史的重新来一遍，大家得想办法先能共同生存下去，和平共处。再进一步，能相互合作，促进一个和平的共同文化的出现。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我虽然是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可以想像天下大同的景象，而且还想通过现在做的事情来影响这个鼓舞人心的前景。所以，我还在想身后之事。不能说我快死了，看不到那一天了，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中国人不这么想问题的。我虽然快死了，文化还存在，人类还存在，地球上的人还得活下去。活下去就会碰到这个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责任为后来的人们想想问题，做点准备。怎么准备呢？要形成一个世界文化统一体，首先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文化集团，每个文化集团是什么样子，和平共处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思考这些问题时，可以回到Malinowski那里去。他在《文化动态论》中得出一个值得我们发挥的结论：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这个结论很重要，是他从非洲殖民地上看出来的。换句话说，殖民主义不可能解决文化共存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讲，以力服人为之霸，以理服人为之王。霸道统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子战争，大家同归于尽。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所以我在七十岁生日那天提出这样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北京大学
费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