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一百期的专辑题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代我们的课题和世纪末的文明转换”。其中同名的特辑收录了纪念研讨会的全部内容。
这次讨论会的核心课题可以概括如下三个方向，即国家和民族问题、“民族文学论”问题、劳动、环保运动等社会运动问题。无疑每个核心论题或显或隐地涉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问题，从这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了有关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文明问题以及民族的命运。
《创造与批评》主编崔元植的主题报告题为：《已不存在世界体系的外界——小国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内部紧张》。报告指出，过去由于大国主义意识形态，即富国强兵政策和对其的认同弥漫韩国政界、商界和学界，造成了军备扩张和开发独裁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结果，资本和权力的集中招来泡沫经济，反而强化了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隶属。分析这次“由边缘、半边缘区域向中心地域扩展的金融危机”，一部分原因可以上溯至一九九五年中国的人民币贬值，因而中国加入“市场经济”的冲击也引发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在向亚洲市场“泡沫”出口之后袖手旁观，却提出“亚洲内部无法寻找亚洲危机的救世主”云云，确实“缺乏责任感”。不过，日本的抗辩也不是全无道理。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固然有来自日本固有系统的结构件问题，但绝不能排除由于对美贸易黑字引起的对美贸易摩擦，因而中曾根政权屈服于美国的要求。所以，不能否认亚洲金融危机的背后，存在着美国为首的欧美资本的作用。正如海野八寻在《世界》杂志一九九八年三月号发表的论文中所说，目前的市场经济形态是“浮浅地统合的国际体制朝向深远地结合的地球体制”的变化。世界已经彻底变成被束缚于“相互依赖”的细密的网，进入了任何国家都几乎完全无法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时代。
基于以上分析，崔元植主张对于韩国的大国主义梦想应该进行追本溯源的再检讨，进而克服其范式所内含的弊端。在所谓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下，应该重新深思小国主义思想，如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寻找小国主义与大国主义的张力。
他的这种“自觉”自然而然瞄准所谓“亚细亚的价值”的讨论。他对以杜维明为首批判韦伯的理论，即儒教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契机，从而提出的儒教资本主义论的“东亚模式”甚感怀疑。他认为东亚范式从根本上说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亚洲的变种”。他重提儒教的本质问题：“将东亚模式把握为儒教资本主义的时候，应该精密考察其‘儒教’的性格。因为，这已经不是孔子时代的立足于王道论的原始儒教，而是近似于作为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被采取的经学时代的儒教，即受到基于富国强兵的霸道论的法家的影响，进而完成了的适应中央集权型官僚制机构时代的变质的儒教”。他提议“立足于霸道论的大国主义的东亚范式，应通过王道论的小国主义予以再评价，以此对它进行根本的校正。”
福山在《社会的资本与世界经济》中将世界经济分成两种模式，即基于高度信赖采用法人体的美国、日本、德国等模式，以及基于低度信赖而采用小企业家族中心经营的法国、意大利、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模式。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台湾经济因其中小企业一边倒(占全体企业的98％)而免受影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台湾的中小企业中心政策是政府有意避免养育能够成为党的竞争者的选择，中小企业间的产业联关性薄弱，因此不过是适应国际分业体制而已。怎样才能形成既激发地域经济活力，推动财阀改革，又不落入国际分业的边缘地位的小国主义，才是问题的关键。
刊海远眺
申正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