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说，尽管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起步毕竟比欧美国家晚了两三百年。这些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前，大多数是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水平远远逊于西欧国家，但是，经过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多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建立起了包括重工业的制造业在内的完备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化的程度和速度，大大高于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正因如此，联合国的有关统计机构，将前苏联、东欧国家列为工业化国家，而将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列为非工业化国家。俄国历史上曾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该国开始工业化早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但在日俄战争中，无论海战或陆战均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工业实力发展极快，待到二战期间，其拥有的坦克、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明显优越于日本，以致在蒙古和我国东北的战争中，日本已显得不堪一击。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落后于美国，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两国不仅工业化的起点相差很大，而且前苏联在二战中曾蒙受巨大的直接损失，美国的国土未受到战火波及，工业科技实力反而大大增强。尽管如此，在钢铁、水泥、石油等许多工业品的生产方面，八十年代前苏联曾经超越美国列居世界第一，在科研、军工和航天等尖端领域能够与美国进行抗衡。再如，东、西德虽然在民族文化和历史上比较接近，但是，也存在许多不同因素，二战后美国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德的经济，给予了大量的援助和贸易优惠待遇，而前苏联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不但无力给予大量援助，反而从东德拆走了百分之五十的机器设备。东德经济虽然整体上落后西德经济，但依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八十年代有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拥有小轿车，肉、蛋等副食消费量接近或略高于西德，而且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免费的全民医疗、幼儿园和教育体系等等。
只有从比较全面的国际比较中，才能更好地看到有关两种经济制度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同西欧、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前苏联、东欧的经济，无论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工业化程度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人均消费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逊色不少。但是，二战以来前苏联、东欧仍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如五十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和许多主要工业品产量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了八十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上升到美国的67％，工农业生产的差距明显缩小，某些工业品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当然，二战后前苏联经济发展主要采取了外延的增长方式，因此，在经济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生产率方面的进步比较缓慢，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于“停滞”。在就业水平和社会分配方面，前苏联、东欧经济显示出相当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劳动者享有自主择业和流动自由，社会收入的分配也更加平均化，前苏联、东欧国家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覆盖面与北欧社会福利国家相差不大，工人农民均享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障。数百年来资本主义一直受到经济周期困扰，一般每隔十年爆发一次严重衰退和失业危机。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西方面临严重失业危机，当时西方的保守政府却坚决反对政府救济失业工人，认为政府救济违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原则，必然导致“懒惰和低效率”。二战后迫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巨大威胁，西方国家也纷纷进行改良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和推行政府调节经济政策，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和贫富差距，特别是一些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欧洲国家，政府预算中相当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但是，近年来随着冷战结束和前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自由放任主义思潮正在西方国家卷土重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失业危机，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正面临财力拮据的破产威胁，右翼党派反对社会保障的声浪日趋强烈。
在普及全民教育方面前苏联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一九八四年的中学入学率为100％，而美国同期的中学入学率为95％，法国为90％，西德为80％，巴西仅为36％。在社会治安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一直以社会秩序良好闻名，显著优越于一些犯罪率高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前苏联、东欧的发展水平虽然明显落后于西欧和美国，但是，如果同起步较晚的南欧国家如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相比，水平就相当接近或略胜一筹。南欧国家尽管享受欧洲联盟的经济援助，但仍然存在不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近年来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20％，社会收入分配也更为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也落后于西欧，正因如此，这些国家的社会党左翼势力有相当强大的影响。
前苏联、东欧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包括拉美的许多新兴工业国家，无论在国民收入、工业化水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拉丁美洲的工业化进程开始较早，除了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的投资外，十九世纪以来英、美也对拉美进行了大量工矿业和铁路投资。二战以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普遍加快，七十年代，有些国家如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水平曾一度接近南欧国家，大大高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由于发生外债危机和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拉美的经济发展趋于“停滞”。更重要的是，拉美经济突出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弊病，由于社会财富过于集中于私人资本和外国跨国公司手中，贫富差距悬殊，人民贫困严重。一九八○年，拉美的贫困者的人数为1.12亿，一九九○年增至1.92亿，占拉美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其中一半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上述关于两种制度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有利于我们分析、判断关于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原因的各种说法。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是落后的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无法同资本主义进行竞争，因而必然陷于失败，这种说法应该全面地看。尽管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平确实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依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以数十年完成了西方大国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在反侵略战争中成功地打败了资本主义强国，而且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甚至迫使西方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尽管前苏联曾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并取得了惊人发展，成为世界上能同美国抗衡的唯一超级大国，特别是军事力量无论在常规军备和核导弹方面，强大到足以对抗美、英、法等全部西方盟国。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八十，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
美国的国际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黄油面包”，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实际上，布热津斯基曾经担任政府的国家安全秘书，深知这正是美国瓦解前苏联制度的秘密战略。近年来美国出版的一本著作，题为《胜利——美国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透露了美政府瓦解前苏联制度的内幕。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八十年代国债从七千亿猛增至三万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政府没有识破美国的秘密战略，否则经济陷入破产的可能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前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六十年代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仅仅以此解释前苏联失败的原因，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前苏联在钢铁、航天和军工方面的成就，毕竟反映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发射数千个卫星，但却无法生产相对简单的轻工消费品。事实上，前苏联的农业、轻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一般生活消费品还是有充分的供应，小轿车等耐用品以及郊区别墅的拥有率也很高。匈牙利六十年代实行改革并改变发展战略后，出现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农业生产率接近西欧国家。值得指出，尽管许多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数十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社会动乱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但是，美国从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出发，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顾由此引起广大人民贫困状况恶化，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合理性。
认为“剧变”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体制改革的说法虽然很有道理，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尝试经济改革，如前苏联实行了更加重视利润指标和物质奖励的作法，匈牙利从一九六八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计划，采取重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战略，这些改革曾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缓解了体制僵化的矛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不是发生在体制僵化或谨慎改革的时期，而恰恰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年代。由于前苏联长期片面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八十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速度渐趋缓慢，戈尔巴乔夫没有深入分析导致“停滞”的原因，又不屑于耐心地进行改革的试点，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大为赞赏，纷纷通过各种途径为他的改革方案出谋划策，撒切尔夫人曾亲自向他面授“私有化”的奥秘，趁机诱导前苏联进行自杀性的激进改革，有意利用自由化市场内在弊端作为战略武器，以求彻底摧毁前苏联作为大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还提出了“改革阵痛”的烟幕蒙蔽前苏联人民。不幸的是，前苏联的领导人对于西方采取的“软战争”却完全缺乏戒备。戈尔巴乔夫采取了直接效仿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的办法，大胆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政治、经济改革设想，其影响很快波及到整个东欧地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政治体制入手，首先举行了有反对派参加的全民自由选举，经济体制方面准备实施著名的沙塔林“五百天计划”，拟用一年半时间完全实现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大规模推行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放开价格和政府管制等等。这些改革措施的主观理想色彩太多，脱离了前苏联的实际情况，不仅现实中很难推行，而且加重了经济混乱，国民经济由缓慢增长变为开始下降，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望落空，普遍怨恨不满，从初期选举中主要投共产党改革派的票，转为投激进反对派的票，最终导致了叶利钦上台和前苏联的解体。由此可见，经济体制僵化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领导人推行改革政策的失误，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戈尔巴乔夫的大胆改革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是，西方摧毁前苏联的“软战争”却大获全胜。前苏联广大人民因领导人推行改革的失误，付出了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巨大代价，遭受了黑社会泛滥、传染病猖獗和广泛失业的灾难，饱尝了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和社会保障瓦解的痛苦。一九九八年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署宣布，不再将俄罗斯列为工业发达国家，因为，俄罗斯的许多社会经济指标都明显恶化，包括医疗开支、出生率、死亡率和犯罪率，以及财产集中程度和社会贫富差距等等，其人均寿命甚至降低到了不发达国家的水平。
(《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Peter Schwei Zer著，Grove Altantic Inc.1996；《比较经济制度学》，Paul Gvegory著，Houghton Mifllin Company 1989)
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