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的确令人费解。由于是外行，对经济学的动态谈不上什么了解，加之所读的几篇文章(如《“不道德”的经济学》、《道德·功利及其他》，分见《读书》今年第六、第七期)大有太极功夫，并不挑明锋芒所对，所以真不敢妄断为什么经济学家忽然热中于此问题了。但从闲杂阅读的汇集和蛛丝马迹来看，大致可作出这样的推断：这是一场未直接挑明的经济学圈子内的争论。其代表人物一边是何清涟；另一边是一些所谓的“过渡经济学派”(盛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载《学问中国》)的学院派人物，如盛洪、樊纲。这样说的根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言说双方的基本言论侧重点和风格的差异。作为当代经济问题的研究学者，他们研究的总体对象应该是一致的，即所谓的中国转轨期或过渡期经济。然而让人非常吃惊，大致相同的范围和对象，竟然呈现出极为不同的面貌和性质。何清涟的那本《现代化的陷阱》，给人的直接印象是，相当直率地揭示了十几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或从传统体制延续而来日益恶化的诸多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不仅有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文化的、伦理道德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诸多改革政策的基本意图，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的发展构成了极大障碍。更能启迪人的是，它并非简单地暴露问题，而是从几个重大改革阶段的国家方针政策的具体实施入手，探讨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宏观理论设计与各种现实意向、传统体制与改革措施等相关方面的复杂作用关系，是如何导致了诸多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这显然同我们听腻了的官腔套路大不相同。另外，何著的语言平实，道德关怀溢于言表，远远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围。再观另一派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言说似乎更高深，更富理论的纯粹性，大有学院派专门学者的风范。作为外行，对这些都不敢妄论，只是非常诧异何清涟那里矛盾丛生的对象(这更符合我这样普通人的日常所见)，怎么一变而成了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收益的算计？另外对改革方针和政策功用的理论解释(往往伴之以时髦的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运用)，要远远多于对其所引发或面临的机制性矛盾的揭示和分析；政策意图的理论图解、实施政策所可能引起的矛盾和成效的推测、最后结果的乐观评估，构成了这类经济学论文和经济学著作的三大基本内容。很显然，这类内容是不需要什么道德关怀和义愤来关照的。
二、双方虽未正面发生交锋，但隐晦的讥讽、含沙射影就是外行也可体会到的。例如何清涟认为整个中国当代经济学的活动，基本是一种“屠龙术”的表演；而盛洪“过渡经济学派”的介绍，则对何清涟的转轨经济学不置一词。再有“圈内人士”对《现代化的陷阱》的非学术纯粹性的不屑的传闻。
弄清了大致交锋的范围，该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们热中于非经济学的道德问题，而且是追求学科纯粹性的经济学家们也大论此问题？可能的答案是因为道德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学合法性的关键所在。对何清涟而言，道德关怀不仅是对现实问题发现以后所产生的情感反映，更是她楔人现实、应用理论的出发点和推动力。而对学院派经济学家来说，道德问题就成了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人们对他们的各种批评他们都可以置之不理或回以言词，而独难直接回应道德要求的责难。因为你如果不同意他们对改革成本一收益的计算，他们会说比较的口径不一样；若说他们的经济学文章太深奥，外行人无法看懂，他们会说这是现代经济学的特征；但是他们能够否认现实问题与经济利益追求之间的联系吗？然而如果他们能够把道德问题从经济学领域中清除出去，就不仅去除了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且将“屠龙术”的批评者何清涟的道德支撑变成了她非纯正经济学家的又一证据。
那他们是怎样把道德问题从经济学中清除出去的呢？其诀窍在于一方面强调人作为个体经济动物的牟利本能，将其作为经济学思考的基础；另一方面把道德抽象化、价值观念化和纯粹普遍化，上升到抽象的“人性改造”层面。个体的人和普遍的人，经济人和道德人，经济学和伦理学就自然分离了。然而，这种分离不仅未能厘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反而使自己显露出更多的自相矛盾。因为很显然，作为现象的社会道德问题与作为学科的伦理学不是一回事，经济学不能以伦理学的方式来谈论道德问题，决不意味着不能以其他的方式来涉及道德问题。道德的抽象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性充其量只是道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而非道德的所有内容。从词源学意义来看，道德就含有“道”(制度、方法、规则)和“德”(德行、品德)两个方面的要素；非常讲究个人伦理修养的儒家思想也并非一味单方面地纯粹抽象化地拔高道德品性，排斥相关的制度准则方面的要素；这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为证。再说，在前几十年的中国之所以非常强调提高道德水平、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强调统一的共产主义思想模式，很大程度上也与社会经济体制的高度一元化模式相关。在那种制度模式下进行思考的经济学家，无论他谈不谈道德问题，都不仅必然要以某种统一化、集体性的一心为公道德标准为前提，同时也隐含地为抽象的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的落实规定了制度性的具体标准。如产权交易理论并不是无条件地可以把任何形式的涉及双方或多方的经济活动都看成是交易，也不是任何形式的付出都能作为抽象的同质成本加以比较、量估。很显然，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是两个自主产权拥有者之间的正常交易；腐败经理将国家和企业职工共有的资产非法变卖，将所得装入自己腰包，造成企业的亏损和职工生活无着落的恶果，也不能简单地作为改革的交易成本一笔勾销。因为在这里基本的产权主体关系都是混淆的，怎样进行算帐？忽略了社会一般性的产权个体自主性这一前提，而去大谈无头无主的经济交易或交易成本，岂不荒唐。所以他们对市场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片面运用，实际肢解了这些理论所隐含的制度性道德的内在要求。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正如这些经济学家一再强调的，中国正处在全方位性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的社会转型阶段，各方面的转型虽可从不同的方面去考察，但实际是诸多方面的相互影响的共同运动。对于以建设有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来说，其所做的工作也是指向包括伦理道德要素在内的制度文明的重建。从伦理学意义上说，是在做一种帮助以往的抽象道德世俗化、市场经济条件化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与路德把教会信仰个人化、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伦理相衔接的工作是一致的。然而，当我们的理论家一方面沿袭着抽象的道德观，另一方面又片面强调人的牟利冲动的重要性时，就架空了道德和个体生存之间的联系，放弃了自己所应承担的使命，放弃了理论对现实的批判性，落入对主流政治的一味盲从。这决非我的逻辑推论，只要将盛洪的《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和《道德·功利及其他》相对照就可一目了然。
至此，也许我们已大致廓清了“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但是严格地说，这些讨论都是对虚假问题的无实质性意义的讨论。因为我们知道，盛、樊等人对经济学／道德关系的言说，都是由人们对当前主流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批评而引发出来的。而这些所谓的“不讲道德”的批评可能并不是指责他们不在经济学论著里谈论伦理学问题，而可能重在批评他们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理论，脱离对具体的改革实践、问题、矛盾的分析，以学术纯粹性、客观性的外表，掩盖其理论和道德的双重矫情。这样说来，我们所谈的就不应该是经济学与道德和伦理学有无关系的问题，而应是避开了改革矛盾和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是否道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连这样的问题都不敢直接面对的话，真不敢想象他们的研究能够言说真问题。如果经济学家老是这样回避真问题，王顾左右而言他，就不仅是在瞎扯皮，会增加“交易成本”，不经济，不会有真学问。经济学家重视“人间的扯皮”(樊纲，《人间“扯皮”与科斯定理》，《读书》一九九二年第四期)是为了建立有效的制度去更好地规范这种扯皮，尽量减少它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耗；而不是为了让经济学去瞎扯皮。
姚新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