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九九八年八期和九期连续刊载两篇论文讨论全球化问题。前者是美国民众中心型发展研讨会会长、《全球化经济这一怪物》的作者戴威德·C·库特恩所写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使人类贫困化》；后者为一九九七年十月刚刚在岩波书店出版畅销书《相对化的时代》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政治学者坂本义和的《对抗世界市场化的构想》。由于库特恩的文章在《参考消息》上已有译介，故在此以介绍坂本的文章为主。
库特恩的文章讨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如何造成了人类贫困化的具体问题，指出由跨国企业所支撑的全球化经济与市场理论是敌对的，它造成了贫富分化与资本的集中，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胜利，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胜利，也许它更意味着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胜利。就结果而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计划的职能从政府(理论上说它对所有的市民负有责任)转移到了大企业(它在理论上说只对股东负责)，这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吗？”为了有效控制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库特恩呼吁建立国际性的监视机构，以区别于现有的只保护占人类百分之一的巨富阶层利益的WTO(即国际贸易机构)。
坂本义和的文章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对于市场理论的瓦解这一论点上支持了库特恩的文章，而且在亚洲的语境里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坂本认为，就历史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与民主主义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同步进行的只是极少数的发达国家——英国以及法国和美国，而英国与其应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典型，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例外。就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为了赶上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在国家保护主义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国家主导采取优先出口的政策，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国家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以“民族共同体”而不是市民社会为重。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里，由于不具备市民社会的基础，国家继承的是传统的权利结构与政治文化，由此产生了大量腐败与混乱的现象。东亚正在发生的由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的、使市场与国家关系合理化的努力，是否能够根本改变这一局面呢？
坂本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指出，即使国家成为以市场逻辑为先决条件的“市场国家”，它也只能够对应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却未必导向市场与国家的民主化。这是因为，全球化市场经济带来了全球化资本的高度成长(包括利用多国企业躲避近代国家的课税制度)，进而推进资本的集中：作为它的另一面，造成的是国家与国民的贫困；在此状况下，全球出现了民主主义普遍化的趋势，它与上述两个方面都是对立的。而十九世纪英国以自由竞争为中心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今天演变为美国式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致使“全球化标准”富有浓厚的“美国标准的世界化”色彩。这种标榜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主义，一方面把竞争中的大量失败者推向边缘，造成世界规模的“都市动乱”，另一方面，竞争的逻辑使个人利益的正当化成为从个体到企业再到国家的共有逻辑，使得“占有产生权利”和“不占有就没有权利”的思想左右着多数人。由此，环境破坏与资源枯竭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问题。
坂本义和由此重申了他一贯的命题——为了牵制全球化市场经济，必须建立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对抗性机制。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体验了世界市场经济的非人性与由此而生的社会连带感崩溃的人们中，通常容易产生回归民族或国家这种假想的共同体的取向。但是，这不能够产生对抗全球化市场原理的有效动力。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具备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积极面，问题在于如何以市民社会的公共价值观去牵制它，而不是以国家为绝对框架去全面否定它。坂本义和提出以地域性经济网络和地域性文化认同来牵制美国标准的世界市场化，并且结合亚洲金融危机的实际强调了这一举措的迫切性以及批评日本政府亚洲意识的淡薄。他说：“去年以来面对亚洲的货币金融危机，极其依赖于东亚市场的日本，在对外金融方面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但作为亚洲的一员，日本明显地缺乏扩大内部需求的责任意识。面对要求日本扩大内部需求的美国和亚洲的声音，日本政府要人最初以‘干涉内政’为名加以拒绝，而在不得不改变姿态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最大理由也是对美关系，而亚洲的声音只是次要的。这种状况极为典型地说明，尽管东亚地域的经济网络作为实在状态是以国内国外紧密结合的方式存在着的，但是地域性的文化认同意识却是多么薄弱。在此状况下，地域不能提供对于世界市场化的有效对应。”
坂本义和又一次强调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东亚地域，美国与中国作为超大国很可能形成这一地域的对峙性结构；那么，日本与韩国在其间扮演何种角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正如曾经处于美苏对立之间的欧洲掌握了地域统合的自立性主导权一样，应该说处于美中之间的日本与韩国也应该掌握东北亚地域合作的主导权。这完全不意味着排除美中俄等等的作用，但是，自立性的地域性合作的主导权，当然应该由日韩承担。这样，在东北亚由日韩充当地域合作的推进力量，进而又与ASEAN加强合作，那么，处于美中之间的东亚地域的自立性就一定会增强。”
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坂本义和毫无推论地断言日韩的主导权的时候，显然是把东亚地域性责任归于处于文化边缘的国家地区的。这恐怕不是出于他对中国的缺少了解，更多的还在于他恰恰是在战后日本和东亚的历史语境中看待亚洲问题。他对中国在东亚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与东亚他国间的关系的理解也许失之于简单化，但是他其实是在提出一个容易为中国人所忽略的问题，这就是亚洲责任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问题，以及大国在世界格局和地域关系中的定位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正如他自己也提到的那样，地域合作不是一般性的国家行为，而应该是以民主主义责任为基点的国家间合作，否则，对于世界市场化的制约，只能导致国家内部既得利益和部分特权的维持。在此意义上，他强调超越国境的市民社会才是新的地域合作的基础。这一基本视角使坂本义和区别于早年日本亚洲主义者的国家主义立场，但是也不免在论述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时显得太一厢情愿和乌托邦——与库特恩一样，坂本义和也急于为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出药方，与其说这表现了他们的天真，不如说体现的是他们的现实危机意识。
全球化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民族主义、地域问题乃至市场经济理论和民主化、自由主义等问题，其全部复杂性绝非几个结论能够简单表述清楚。坂本义和与库特恩的文章只是在一个角度揭示了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讨论这些问题的其他视角还有待继续了解和思考。重要的是，不把这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绝对化，才有助于真正了解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含义。
刊海远眺
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