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靠人来承传的，对于过去的文化从本质上排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于负载这些文化的人的排斥。常风先生是在三四十年代由山西出去而真正进入当时文坛的一个人，在山西现代文化史上，能在本省做出较大贡献的文化人几乎没有，就说文学，像石评梅、李健吾、高长虹，他们的成就都是在外省做出的。五十年代常风先生回到山西，这不是他的自觉选择，在院系调整时，常风先生本来已经分配到了新华社，但他的朋友赵宗复先生(燕京大学毕业，文革中跳楼自杀)以为桑梓服务的理由，劝常风先生回来，常风先生就做出了选择，回到山西大学，以后一直没有和山西文学界发生过联系。这一次选择也就是他放弃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始，从此常风先生就再也没有进行过像他过去的现代文学批评活动。对于山西文坛来说，由于失去了像常风先生这样的文学研究者，使后来的小说写作又重新退回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因为像常风先生这样受过完整西方文学研究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尤其是山西这样的地方。常风先生退出文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也就中断了山西现代意义上小说的发展，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一九四九年后解放区文学的传统统治山西文学长达近半世纪，但今天看来，这个文学传统并没有给山西文坛带来什么生机。
山西小说真正发生变化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李锐和吕新这两个作家。但是我们如果读一读常风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窥天集》，就会发现，我们许多小说家在八十年代经过努力所悟到的那一点有关现代小说的写作技巧，常风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用很通俗的语言讲了出来。一九四九年后，从山西的小说创作来看，它在有关小说的理论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借鉴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的时代，这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像山西这样一个内陆省份来说，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小说写作都是一个低水平的重复。一个文学批评家的退出文坛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并不是常风先生个人所能左右的，但他的退出山西文坛，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如果说《弃馀集》是一本写给批评家的书，那么《窥天集》就是一本写给小说家的书，因为这本书所谈论的差不多都是有关小说理论方面的最新信息。常风先生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作家、批评家和作品，都是我们在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今天还在谈论的，如伍尔夫、乔伊斯、福斯特、普鲁斯特、瑞恰慈等等。他对现代小说的理解，比我们在八十年代曾经争论过的现代派问题，在理论上不知要深刻多少。常风先生在《窥天集》的后记中说：“一九四四年，我想写一本《小说人物》，拣小说中大家熟悉的有趣的人物写成十几篇文章，结果只写了一篇《杜少卿》。《小说的故事》也不是一篇单独的文章，虽然可以独立，我打算写一部《小说的艺术》，它是其中的一章。”从他的这段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常风先生当年对于现代小说确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以他对西方现代小说发展的理解和研究，如果不是后来时代的转换使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中国现代小说的写作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窥天集》，常风著，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版，11.50元)
品书录
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