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些批评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和有些彼此矛盾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无论欧洲过去所经历的是什么，其他文明本来也处在同样如此的过程之中，直到欧洲利用其地缘政治力量干预世界其他地区的同一过程为止。第二种说法是，欧洲过去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世界其他地区早已经长期一直在做的事情的继续，欧洲只是暂时走到了前面而已。第三种说法是，欧洲过去所做的事情一直受到不正确的分析并且得到不恰当的推论，这些分析和推论对科学和政治世界都有危险的后果。前两种论证随处可见，在我看来它们是有毛病的，要用我的话说这就是“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是什么样的怪兽呢？让我们依次看一看这些论证。
二十世纪始终有一些人论证说，在诸如中国、印度或阿拉伯穆斯林“文明”的框架内，既存在着文化基础，又存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本来也会导致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或者确实就是处于导向这个方向的过程之中。就日本而言，这种论证常常更强，它断定，现代资本主义确实在日本得到发展，这种发展虽然独立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它却是同时的。这些论证的核心是一种阶段发展论，按照这些论证人们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世界的不同地区都在通往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比肩前行。这种形式的论证既假定了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区域彼此的区别和社会自治，也假定了它们都共处于同一种发展的模式之下。
既然几乎所有这些论证都是专门针对特定的文化区域及其历史发展的，那么如果要对某一特定文明区域的复杂性展开具体讨论就会是一项庞大的工作。我不想在这里这样做。我要指出的是，无论所讨论的是什么地区，这种论证方式有一种非常明显的逻辑局限性。即使世界其他各地区是在走向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甚至也许走得还相当远，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说明下面的事实：正是西方或者说欧洲首先达到了现代性或资本主义，并因此得以“征服世界”。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回到了最初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现代性或资本主义在西方首先确立起来？
当然，今天有些人否认欧洲在更深的意义上确实征服了世界，理由是总是存在着反抗，但是这在我看来是歪曲我们对现实的理解。现实中确实存在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殖民征服，现实中确实也有一些东西显示出欧洲的军事力量的强盛。毫无疑问总是存在着多重形式(积极的和消极的)的反抗，但是如果反抗真是非常强有力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如果我们过分坚持认为非欧洲动因是一个论题，我们最终就会粉饰欧洲的所有罪恶，或至少它的大部分罪恶。在我看来，这似乎不是批评家们所企图要做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无论我们怎样坚信欧洲的统治仅仅是暂时的，我们仍然需要解释它。大多数遵循上述论证的批评家的兴趣，主要是解释欧洲如何阻碍了他们所在的地区的发展过程，而不是解释欧洲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更要紧的是，由于企图通过弱化这种假定的“成就”的规模来贬低欧洲的声誉，他们实际上反而强化了这是一种成就的论点。这个理论使欧洲成为一个“罪恶的英雄”，它毫无疑问是罪恶的，但是戏剧般地，它毫无疑问也是英雄，因为是欧洲在竞赛的最后冲刺中首先冲过终点。而且更糟糕的是，在这种逻辑的后面所暗示的，是假如有一半的机会，中国、印度或阿拉伯国家本来也不仅能够而且定会取得相同的成就，即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兴起，征服世界，剥削资源和人民，并且扮演同样的“罪恶英雄”的角色。
这种现代历史观在其反欧洲中心论方面是非常欧洲中心论的，因为它恰恰在欧洲人所定义的意义上接受了欧洲的“成就”的重要意义(即价值)，并且仅仅断定其他地区本来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者它们也是这样做的。由于某些可能是偶然的原因，欧洲暂时走到了前面，并且利用他们的发展横加干预。断定我们其他人本来也可以像欧洲人那样，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虚弱的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方式，而且实际上强化了欧洲中心论思想给社会知识带来的最糟的后果。
第二种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分析方式是否认在欧洲所做所为中有任何真正的新东西。这种论证首先指出，正像晚期中世纪一样，而且在那以前确实在很长的时期内，西欧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边缘地区，其历史作用和文化成就都低于世界其他各地区(比如阿拉伯世界或中国)的水平。这无疑是真的，至少作为经验层次的概括是这样。然而这种论证一下子跳到如下结论，即认为欧洲不过是处在人类数千年来一直致力于创建的那种世界性格局或世界性结构之中罢了。这似乎也有道理，但在我看来，这种世界性格局的意义何在尚有待确立。进而我们还听到这种论证的第三个结论。据说，从西欧原来所处的边缘性地位和在欧亚范围的世界性格局的建构中，可以得出结论，西欧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新奇事物，只不过是上述这一格局的历史建构过程中的又一个变种而已。
在我看来，这后一个论证从概念和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错误的。然而我不想重复说明我的这一观点。我仅仅想强调这是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在逻辑上，它要论证资本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一些坚持欧亚世界范围发展的连续性的人确实持有这种观点。与有些人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其他文明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只不过欧洲阻碍了它们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不同，这里的论证是，我们都在一起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实际上不存在向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问题，因为整个世界(或至少在整个欧亚世界范围)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资本主义的。
让我首先指出，这是经典的自由经济学家的观点。它与亚当·斯密所论证的(在人类本性中)存在着一种“交换、交易和买卖的嗜好”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它消除了不同的历史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如果中国人、埃及人和西欧人历史上都一直在做相同的事情，那么在什么意义上他们是不同的文明或不同的历史制度呢？在抹杀欧洲声誉的同时，除了所谓的全人类，谁还保留有任何声誉呢？
最糟糕的是，由于用现代欧洲所做的事情作为评判欧亚世界范围的标准，我们实际上正在接受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本质，即现代性(或资本主义)是非凡的和奇妙的，我们仅仅补充说，每一个国家其实始终是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这么做。由于否认欧洲的声誉，我们也否认对欧洲的责备。如果欧洲的“征服世界”不过是世界范围的不断发展中的最新近的阶段，那么它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远远不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它所隐含的，是颂赞欧洲曾经是世界范围的一个“边缘”地区，最终学习了其他地区(和古老地区)的聪明才智并且成功地应用了这些才智。
这里没有说出来但必然包涵的东西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欧亚世界范围几千年来遵循着单一一条路，而且资本主义的世界制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那么有什么可能的论证会说明这条路不会永远继续(或者至少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呢？如果资本主义不是十六(或十八)世纪开始的，那么它肯定不会在二十一世纪结束。就个人而言，我干脆不相信这一点，对此我已在我近来的著述中说明了我的理由。这里我想说的是，这种论证方式绝不是反欧洲中心论的，因为它接受欧洲在其统治世界的时期提出的那一系列基本的价值，因而实际上否认并破坏了一些过去或现在代表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竞争力的价值系统。
我认为，我们必须在社会科学中寻找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更可靠的基础，并且寻找追求这一目的的更可靠的方式。第三种批评，即认为欧洲所做的事情一直受到不正确的分析和不恰当的推论，这些分析和推论给科学和政治世界都带来危险的后果，确实是恰如其分。我认为，我们不得不首先对欧洲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积极的成就这种假定提出质疑。我认为，我们不得不谨慎地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历史生涯中所完成的东西做出一份资产负债表，并且正确地评价其增赢是不是确实大于亏损。这是我曾经尝试的事情，而且我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我自己做的资产负债表总的说来是否定性的，因此我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进步的证据。相反，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对一种剥削制度的特殊表现形成历史障碍的过程中某种崩溃的结果。我认为，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地区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这个事实证明他们对资本主义毒素更具有免疫力，而且还会更好地为他们的历史增光。把这种荣誉变成某种他们必须为之辩解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
我倾向于在历史体系———即资本主义，我们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出现的普遍性学说中重新考虑那些并不是普遍性的东西。现代世界产生了与以前极为不同的知识结构。人们常常说，所不同的东西就是科学思想的发展。但是不论现代科学进步多么辉煌，实际情形显然不是这样。科学思想远远先于现代世界，而且出现在所有主要文明地区。李约瑟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
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知识结构，“两种文化”是个专门的概念。任何其他历史体系都没有形成科学和哲学／人文学科之间的根本分离，或者(在我看来最好表达为)追求真与追求善和美的分离。确实，把这种分离置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内并不完全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三百年的时间这种分裂才得以制度化。然而，今天这种分裂对于地缘文化是根本性的，并且成了我们的大学制度的基础。
这种概念上的分裂使现代世界产生出价值中立的专家这种稀奇古怪的概念。这些专家对现实的客观评价不仅会形成工程技术性决策(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的基础，而且也会形成社会政治选择的基础。使科学家不受集体评价的影响，并且实际上使他们成为技术官僚，这就确实使科学家从缺乏理智而且死气沉沉的权力机构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是同时，这也使我们脱离了在过去五百年时间里一直作为社会决策的基础的重要的(与技术相对的)科学争论。科学与社会政治决策相分离，这种观念是支持欧洲中心论的核心概念。既然唯一可接受的普遍性命题就是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命题，任何强化两种文化的分离的论证都支持了欧洲中心论。如果我们否认现代世界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就不能以合理的方式为知识结构的重新构造进行论证，因而不能以合理的方式达到不同于现存世界体系的明智的基本合理的体系。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分离的合法性第一次受到重大的质疑。这就是生态运动的意义。而且这是公开抨击欧洲中心论的基础性的核心问题。这种质疑导致了所谓“科学战争”和“文化战争”，而这些“战争”过去常常是蒙昧主义的和使人困惑的。如果我们试图提出一种重新组合的(因而是非欧洲中心论的)知识结构，那么绝对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转到回避这一核心问题的岔路上去。如果我们试图创造一种与今天受到强烈批评的世界体系不同的世界体系，我们就必须同时而且非常投入地处理真与善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这样做，就不得不承认，欧洲在十六至十八世纪确实做了一些特殊的事情，这确实改变了世界，但是就其方向而言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它们的消极后果。我们绝不能再试图根据下述虚假的前提去否认欧洲的独特性：我们这样做是在剥夺它的非法的信誉。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完全承认欧洲对于重造世界的特殊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超越它，并且才有希望获得一种关于人类前景的可能性的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的视野，这种视野绝不回避我们在同时追求真与善的过程中会遇到的任何棘手而复杂的难题。
(Immanuel wallerstein， After Liberalism， New York：New Press，1995)
沃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