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的一生都在与人类的缺点进行斗争，他声讨战争，批评国家与社会，也批评大众传媒和教会。在他身上体现了正气和德意志精神，正因为这一点，他被称为德国的良心。一九八五年伯尔谢世时，联邦总统亲自抬棺材为他送行。伯尔去了，但他留下了无尽的精神遗产，他不但属于他的故乡，他也是属于世界的。如果把伯尔和二战以降德国的文化思潮和我国文革后诸多形态放在一起相比照，不难看出有一番文化意趣蕴含其中，这应当是我们今天重新打量伯尔时所不应忽视的。一部世界史，就是人类的传记，记述了世界的命运。文学、历史，把人类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变成了经验。经验是智慧的开端，从经验上升到智慧，再把历史智慧转化为人生启迪。然而遗憾的是人类是健忘的，人类往往不能从经验中汲取教训。
德国文化在世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产生了希特勒。希特勒上台后，一夜之间德国变了样。一九三三年四月前后，德国进行了文化大清洗，逮捕了一批知识分子，被帝国宣传部禁止的作家一百四十九名，禁书一万二千四百种，私人存书也不允许。接着对文化界进行迫害。人类历史上最卑鄙最残酷的事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进行。
战后，德国人开始了在废墟上的生活，德国文学也是在这样的废墟上开始的。他们面临着既要与世界文学接轨，又要与传统接轨，这时成长了一代青年作家，他们提出德国文学要重新开始，从零开始。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废墟文学，类似我国文革后的伤痕文学。他们那一代是没有上帝的一代，不被承认的一代，没有伦理原则可循、没有传统可继承的一代。这一代同我们文革中的知青一样，没有任何传统文化营养可言。废墟文学贯穿着整个联邦文学，体现了德意志的精神和人格力量。
伯尔在作品中追求一种人类理想，哪儿有不正义，哪儿受到损害，他就在哪里挺身而出。他认为文学的作用就是要反抗非正义。伯尔是悲观的，他生前穿着朴素，经常是愁容满面，他为德意志民族而忧患，为世界人类而忧患。他亲自目睹了西方文学经历着的痛苦历程，世界有变化，文学也会随着变化，他在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伯尔认为，西方经历的那个东西，不应当推荐给中国，这是病态，这是西方文化结的苦果。伯尔晚年对中国文化十分迷恋，他开始思考中国的价值观念在哪儿，平衡力量在哪儿。他试图从东西文化的对比中寻找那种使人类无穷的欲望加以控制从而走向成熟的力量。一九八五年，伯尔等待着王蒙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时同中国作家对话。会面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伯尔没有等到那一天便驾鹤西去了。伯尔对中国作家想说些什么？他将要讲些什么？这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了。然而，今天伯尔的文集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面对他的声音、他的智慧，做出什么回应呢？
伯尔在《关于废墟文学的自白》里写道：人可以找出不可胜数的理由把一个人管起来，“这是我们的任务，去提醒人们：人们不是单单为了被管辖而存在。”伯尔还认为作家的使命主要是为获得自由的人作准备，作家有了自由还不能享受自由，要为获得自由的人作思想准备。
今天，不论是西方还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人都有挣钱的自由、离婚的自由、尽情享乐的自由，以及解构的自由，然而，事实上，我们真的自由了吗？
(《伯尔文论》，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版，1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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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汝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