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许这一次的出场确有所不同，那就是语言上的模糊和面目上的混沌。比如一方面是在“六十年代人”这空洞而大落俗套的辞语下团结起来，另一面却反复申辩“我们”没有“统一的立场”——由于这听起来有点像说我们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所以更聪明的说法是“多元”或“多元主义”是我们的立场。
语言模糊面目混沌并不意味着你们“退入内心”作自由或梦游状态不肯出来，相反，我怀疑这种时代的语言障碍症掩盖了一代人性格上根深蒂固的弱点。正如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对一代人本质的剖白：“这是我的一个习性：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挺身站出来说不！因为我没有被人说服过，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欺骗。”人们常说你们“反对历史”是因为你们没有“自己的历史”因而也不懂得历史。而实际上——没有谁要反对历史，而是历史如何被支配和谁想支配历史，成问题的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现代定见，比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有些诙谐地说过的，“作为现代的神明，历史之所以成为专制的，是因为它不允许我们不合时宜”。你们既不是革命启蒙时期的主体，也不是商品时代的主体，与特定的历史较少特定的利益纠葛。因而如果是这样，你们或许不会再一厢情愿地把哪一段历史称为“我们的历史”，躬逢盛世般地把某个时代迎作“我们的时代”。这注定了你们或许不会太得意，不会太得意的好处却在于不会因此而忘形，因为你们分明看到，创造某种历史或历史话语，目的往往在于：在其中安排某一群人的特殊的利益或利益的优先性，反之亦然，当某一群人要申诉利益的优先性时，他们一般不会直接说出来，而是代之以创造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或历史话语。
实际上而今正需要有人揭出假面，捍卫不合时宜的思想和无权者的权力。
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尾巴，直面了一个时代和一个世界的终结。看到(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柏林墙的坍塌，目睹了两个世界再次变成了一个世界。你们不是没有历史而是因为经历了看起来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从而没有把某个特殊时期的历史普遍化的愿望，这样，才使你们可以与不同时期的人们作朋友，夸张点说是去沟通所谓的“上一代”与“下一代”，“革命启蒙”的一代和市场全球化的一代，因为这些“代”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现代”，你们与不同历史时期中人其实拥有一个更大的历史叫“现代世界历史”。所以，尽管没举上红旗也没抱上红牡丹，你们其实大可不必自卑，如果那样的话难免让人以为你们有些艳羡那些左手举着红旗右手抱着红牡丹的。尽管也有人机灵地扮上了这种“二丑”的角色。
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中，无疑，撼人心魄的是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曾扯起红旗，以革命和造反的方式来回应现代的挑战，但是，更为撼人心魄的也许是，那些旨在对现代进行挑战的革命，到头来又都变成了一种进入到现代中去的特殊的乃至更剧烈的方式。作为赶上了“革命”的尾巴的一代，那也许唯一值得骄傲的生辰八字使你们感同身受的正是：伟大的革命本身并没有逃出现代性的逻辑，以挑战现代为旨归的革命不过是进入现代的加速器。
正因为目睹了历史，并且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所以你们不应把某一段历史看成是伟大的人类主体性创造或克服的，也不应把它看作是几个人或几代人的心血来潮和丧心病狂，你们更应看到的是历史自身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性逻辑对人的控制。对处在这种控制下的人，你们不想去赞诵他们“青春无悔”也不想指责他们盲目冲动，你们之所以强调必须对人进行“同情的了解”，是明白：也许重要的不是人，而是人如何受制于现代性的逻辑。
于是，正是为了“同情的了解”而不是去pass谁，你们才试图或可能去接近你们上一代即启蒙的人，因为真正聆听他们并不容易，首先是基于特定历史处境的原因，他们不得不采用了“饶舌”的表述。虽然更为精彩的是，这种饶舌不但没有绕开那个“确实性”，而且反而使它突出出来——甚至，最终或许把饶舌者自己绕了进去。中国现代启蒙主义饶舌的表达方式没有逃离，而是更为深刻地体现着现代性本身的逻辑。这也表明谁也pass不了谁。除非你自己Pass自己，绕自己。
不是吗？多年前启蒙就曾为自身的痛苦寻找一个“出口”，一个表达方式，我们的前人曾经把他们的痛苦描述为：先觉者的先进意识与相对滞后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他们同时也在痛苦中寻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最终认为找到了，那就是把捍卫(真)理性转换为捍卫“过好日子”，将跟着(真)理性走转换成跟着感觉走。现在看来他们这是怎样完美地表达了启蒙理性的逻辑啊！——理性与感性，秩序与狂热在启蒙理性中多么完美地统一着：正像每一出盛大的阅兵式(秩序)都离不开如痴如醉的观众(狂热)。于是，十分明显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启蒙主义话语已经开始沿着自身的这一逻辑展开：看似下滑，实则突进，用今天才被发掘出来的中国启蒙和自由主义先知顾准的话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法国)激进主义到(英国)保守主义。也许最话粗理不粗的是我们兄长中最坦率的一位(他也是当时所有激进者中最激进的一位)，在他的一篇轰动一时的论文结尾呼出了两句口号：“钱是好的”，“性是好的”。这不仅简明地把赚钱和功利主义纳入到人性和人文主义之中，既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拓展而且也标志着启蒙主义可以把人性塑到什么程度：“如今性不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相反，丢人的倒是多愁善感的爱情”——而对于目睹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启蒙思想这种顺坡下驴的突进的你们而言，当时又是如何重新怀着奇异的念头，去品味戴厚英们所赞叹的“人啊，人”的呢！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解放，于是你们跳着叫着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加入了启蒙的“走调”——你们这些“动物凶猛”一朝露出了原形。
也许谁也不能否认八十年代启蒙诉求指标的胜利或者基本胜利(如经济市场化和文化国际化)，问题只不过是这种“取胜”的方式中怎样地蕴含着启蒙自身的逻辑：那就是英国人大卫·休谟早就指出过的，真正使启蒙理性得以确立的基础，或通达启蒙理性的桥梁不是“理性”自身，而是“经验”和“习惯”，由于边沁又把它换成了经济学术语“功利和效率”，休谟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真正促使理性可能被接受的是我们的经验、“习惯”和利益的“一致性”。而真正精彩的却是顾准在他的书里所表达的，即从内容上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大标题，应该反着理解才是：即只有通过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方式，才能达到和实现“理想主义”的目标和指标，只有“退”才可能“进”，一句话：只有“吃小亏”才能“赚大便宜”。发生在八十年代后期的这场启蒙主义的“转折”，并不像某些“文坛坏小子”后来引以自据的是启蒙主体性的挫折(破碎)，“理想主义的终结”，相反，在当时最“激进”的启蒙者看来，它意味着启蒙主义的一次符合自身内在逻辑的调整，一次成功的以退为进的“主动撤离”。通过这次调整，启蒙主义才真正获得了灵活的表达方式和持久的广泛号召力，从而为自己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胜利景象到了一九九二年终于全面地浮出历史地表。如今回首这一切，难道不让我们想起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对法国启蒙主义历史和启蒙主义原则得胜的精彩描述吗？他说：不是这些“原则”的影响造成了革命，而是革命造成了这些“原则”的影响。
无疑的，如果你们还曾经被感奋过并且留有“青春记忆”，就应该承认，哺育你们长大的启蒙主义传统曾经是，而且今天仍旧是批判现实的重要力量。尽管如此，更加应该看到的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启蒙自身的逻辑如果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和反省，它就无力重新焕发出活力和批判的针对性。这里特别是指：“经验”、“效率”和“利益一致性”这些被启蒙孕育出，并被布洛克称之为启蒙“不战而胜”的利器，如今如何会成为新的统治秩序的“元话语”并与秩序合流，从而成为新时代的统治话语和统治力量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启蒙的“以退为进”(卢梭语)的逻辑反映的是出于某种特定状况，不得不“绕过”现实真实或确实性的一种“迂回”策略，是对这种确实性的一种回避、拖延和搁置。而事实上不是别的，恰恰正是这种对“确实性”的“绕过”、“回避”和逃逸，证实了“确实性”的无处不在。正像经济学者所指出的，无论从眼前还是长远看，我们其实无法用科技的“绿色革命”和“第三次浪潮”，去绕过“一个大规模的由行政手段控制的商业部门”，作为“盈利的官僚部门”对农业生产与进一步改革造成真正的障碍的“确实性”(周其仁)，正如我们无法用效率、数字控制的承包、股份，去绕过国营企业破产的“制度的基础”的确实性(汪丁丁、忻文、尚列)。于是作为“主体的影子”，后知后觉的你们同时有机会看到“利益的一致性”已经由一条变革的便捷的通道，变成了侵蚀进一步变革基础的下水道，与边沁、休谟所估计的正好相反，韦伯所描绘的科层制、合理主义的统治秩序，已经深入到习惯、经验的纵深处，并与每个人的“利益”建立了某种联系，而几乎还没等你们从高深莫测的启蒙话语中醒过味来，启蒙已经由借助习惯、经验和利益的战士，变为借助习惯、经验和利益进行的统治，以及对习惯和经验自身的统治。
显而易见的是，九十年代初那些对启蒙大加挞伐的“文坊小伙计”们，正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启蒙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高歌猛进时，完成了他们歪歪斜斜的学艺阶段，但是，九十年代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同，那些被八十年代视为向旧秩序迂回进攻的战术：经验、习惯、功利，已经变成了九十年代社会整合与控制(包括将启蒙者自身体制化的社会合理化)的理由，在九十年代，当这些战术的最真诚的发明者(包括顾准在内)也许都不再忍心认出自己当年的发明时，那些他们的学艺者们拾起了它，转而用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武器。
九十年代初文坛上后现代的饶舌，只不过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语式衰败到不忍卒视的一种表征。但尽管如此，还是不应把它看作启蒙的一场“内讧”，因为八十年代启蒙的“饶舌”有时是出于“迂回进攻”的考虑，而后现代文坛小伙计们对于学院和文坛政治的热衷，体现的却是对权力的渴望和顺从。前者的委曲是“有话”“没法”“好好说”，后者则是黑说白说黑白说，它之所以在一团搅和之后直奔“霸权话语”的原因，正在于一开始争的就是“话语霸权”。如果需要反省，作为六十年代人，你们当然首先要反省离你们最近的这一部分表演的“后现代”传统。
也许当年拼命回避“一刀拿下”的启蒙者在自己被“拿下”后，而今变得比谁都喜欢“一刀拿下”的痛快了。现代合理化社会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分离化和标准化社会，在经历了革命的标准化和商品市场的标准化之后，我们时代的知识立场变成了非此即彼；要么赞成启蒙，要么反对启蒙。——但是你们还是不能绕过去，因为那样等于回避自己。到头来还是绕你们自己。比如我们怎能简单地或一般地运用着启蒙话语中有关“传统／反传统”的说法来描述历史，而回避它与现实和教育制度的关系？因为“传统”这个辞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而今你们要面对的现实却是：“国学”和传统已经成为一种知识产品的商标，是跨国远洋文化资本交易的通货。在大学校园里，国学已成为以“学分”标识的一门知识、技巧，专门用于生产良民版的“博雅之士”，那些类似于走在新加坡一尘不染的大街上的幸福的良民。知识的目的不在于探索和描述真实世界，而在于培养与现代合理化社会分工相对应的合格产品，大学的首先目的不在促进思考，激发讨论，相反，谋得一只饭碗成为它的第一要着和目的。而如果说你们的文化是“校园文化”，那么你们本不应在回忆中把这种校园美化为“风花雪月”，“白衣飘飘”。
“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倒底有什么意义？”(王晓明，《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十期)我的回答是，意义在于评职称分房子出书卖书当博导，大而言之在于写大块文章指导创作管理文学市场争夺话语霸权，具而言之在于教书育人把高考作文的尖子经四年培养训练成初通求职报告写法的文秘，把我们的学生由有话好好说培养成有话不会好好说，由说各种各样的话培养成说出来只有一个话题一种格式一副腔调。一句话：在平静的校园里以知识的方式复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再将它推广到社会去。在创作已经成为“晚报新闻”的今天，文学和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话语却在“多元主义”的背景和系统中蓬勃生长，宛如杂草丛生。王晓明先生率直地说出了让许多人深感无趣的话，但他的担心却是多余的。在已无所谓创作的今天，在创作的疯狂神思已被治愈了的今天，在文化的阑尾已被知识的手术师“一刀拿下”的今天，所谓文学在大学中文系，按照自身的逻辑却正常地，加班加点地生产着，前者的死亡是后者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必然结果，现代性逻辑在中文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是没有人胆敢于像王晓明那样血淋淋地说破它而已。
而今的“人文精神”知识分子无法回避大学制度并未独立于社会体制而是完全内在于其中的事实。因此重要的是，今天已经完全不能在原有的意义上谈论“知识分子”和“大学”。然而，你们——六十年代生人却不加反驳地，毋宁说有些沾沾自喜地接受了这样暧昧不清的褒扬：“作为一代人受过相对完整的教育，大学毕业的比较多。”你们牢牢地把自己绑在教育体制的战车上以“大学文化”自傲，借“校园文化”自怜，你们有人默认了这些，并想以这种学历的优势掩饰一个事实，即你们曾经有过对于这个教育制度的厌恶，但却最终不得不接受了现实：大学首先是培养公务员的基地。你们身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老调子复活的时代，是合格的写字师傅和博雅之士的合格的徒子徒孙，但这一切都不过为了回避：尽管那些召唤变革的“主义”已经按照现代性逻辑丧失了斗争的力量甚至走向反面，但激发这些“主义”产生的不公正的权力关系依然存在，甚至以更为“自然”的方式存在着。而对这种庞大的自然方式不仅谁也不再敢犯狂说“一刀拿下”，而且连正视的勇气都没有。
因此人文主义大师托马斯·曼一九三七年的反思才是重要的：那就是为什么欧洲受教育水平最高，最具“人文精神”的德国知识分子会听任希特勒夺取政权——而那就是知识的洁癖：它使知识分子在成为精英的同时沦为学院制度的奴仆。这绝不是说当年的高考制度的恢复不是部分地实现了社会公正的手段，而是说时至今天，我们已经很少能从专业化学院化的知识者那里看到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不平等的警觉和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教育的失败，才能不分析和直面：如果说“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败是教育”，那么你们就是这个失败的实验品和产物。在你们之后的下一代将是“二十岁的人没有青春，三十岁就成长为买办”的一代，这是你们的失败，是现代性逻辑的胜利。你们事到临头还想绕弯子，还不想“有话好好说”直面现实，还想用“后现代主义”和“六十年代生”乃至退入心中的校园文化这种学理和生理的增值来掩饰自己的失败和现代性逻辑的胜利，结果这种掩饰更加突出了你们的失败，你们的集体出展除了展出了现代性逻辑的胜利之外什么也没展示出来，你们却以为找到了“自我”，要发出“我们这一代”的声音。但是，最好还是先别忘了福柯式的前提：“究竟谁在说话？”他说：
这个无主体的匿名体系是什么？什么在思维？“我”已经爆炸——请看现代文学——因为发现了“存在有”。有一个无人称的“ON”。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因此又回到十七世纪的观点上来，但有一点不同：不是用人取代上帝的位置，而是用一种无名的思想，没有主体的知识，没有同一性的理论取代上帝的位置。
而在这个现代性的无名的统治逻辑中，全人类已经有数代人沦为被统治者，实验品和牺牲品。其中你们不是第一代也不是最后一代。但是敢于承认“我们都是被统治者”和失败者的却并不多见。更有甚者，在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市场以特殊的方式降临时，你们中人俨然以“后现代”的名义作“接受大员”状粉墨登场。然而，问题依旧是，尽管你们没法“有话好好说”的原因，是你们身处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无路可逃，但是承认失败，承认无路可逃却构成了一种可能，因为只有真正的失败者才会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有在失败的地平线上，斗争的热情才会被激发出来。
韩毓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