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新传》正是如此。关于柳如是的传记，近年来在出版界十分醒目，但就近年已出版数种而言，总的感觉是眼界较窄，大多未能认真研读史料，故缺乏对传主人格精神的深刻理解，甚至有个别作品渲染低级趣味，不负责任地厚诬古人，这与《新传》实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个人认为《新传》的真正价值并不体现在与这些作品的比较上，而是表现在它对三十余年前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的把握、认同、继承、演绎与延伸上。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使卞敏先生这一作品超越一般通俗文史传记的局限而跻身于严谨的学术著作之林。
首先，坚持了陈先生作为学者的文化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陈先生一生都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时他又自认是一个“被旧文化所化”的文化人，这两者决定了他在文化转折的关头所表现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感。中国历史上王朝递嬗，动乱频仍，但中国文化经历五千年而延续不坠，正有赖于一批批“不合时宜”的文化人在转折时期所表现的文化担当的勇气。相比之下，一些袍笏缙绅、达官显贵则显得十分渺小。陈先生在这方面特别看重柳如是“巾帽不让须眉”的见识与气质，对之大加赞赏。《新传》紧紧把握了这一精神，对此有极深的体会。我们除在字里行间有所领略之外，作者在后记中也直接作了说明。
第二，继承运用了陈先生史学研究的方法。陈先生于历史学术之求真实，有其独到之处。首先是小中见大，从极细微处发现极有价值的史料，经细密推衍，得出至确不易之结论，犹如医学上之显微外科与电子诊断。先生最拿手的“以诗证史”即是如此。另外，陈先生还提倡对古人要作“神游冥想”之“真了解”。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见解。我们承认历史的动因在于物质经济层面，但这仅是从根本上而言，而任何具体的历史过程却无不有人的“心”与“意”主宰于其间，尽管这心与意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存在的种种因素所决定的。离开了对古人心意的了解，必不能求得真实。而按照规律去编纂史料，所得的只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空躯壳，最终只能是糊涂账而已。陈先生的这种见解对当时“以论带史”所造成的空疏缺漏，虽有极大的警醒作用，但却没有多少人理睬。《新传》可谓是忠实地继承了陈先生的史学方法，这对倡导弘扬先生的研究方法与治学风格是有益的。
第三，基本使用了陈先生《别传》的研究成果而又有所延伸进展。《新传》行文，通篇以诗作贯穿其间，犹如一串珍珠项练，颇具光彩。对许多细微情节，均能娓娓道来，显得游刃有余，略无疑滞，毫不使人产生夸诞之感。这是充分使用了陈先生的研究成果的原因。可以说有了陈先生十年艰苦考证发覆之功，才有《新传》今日轻松流畅之效。但中国历史资料之“汗牛充栋”近乎残酷，以陈先生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史学大师，穷十年之功，运用了一千余种资料以治一个专题，应该是十分完备了。但后人站在巨人的肩上，总是能看到更多更远。《新传》所引柳如是《湖上草》、《尺牍》两种史料的刻本均为陈先生所“未得亲见”，这样《新传》在这一方面自然是有所延伸与进展。
我想，读者在阅读《新传》的基础上，如有机会再读《别传》，或将两者对照阅读，《别传》与《新传》，各擅胜场，一定会更有兴味的。
(《柳如是新传》，卞敏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版，16.00元)
品书录
虞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