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语言文字趋同的道路不是一马平川、“单向道”的高速公路。即“大方向”中常常有些小现象，譬如我本家同胞哥哥由浅浅的一泓海峡同我阻隔四十多年，近得以转口通信，他每次信封上总把收寄信人的地名、人名写得一清二楚，可是我姓“叶”，他却姓“<SPS=1497>”了；不过我住址是“哈尔滨南岗区”，他住址也是“台北南港区”而非“<SPS=1460>北南港区”；可见我们都没有把握“大方向”，因为我的回信也写的他姓“<SPS=1497>”，我姓“叶”；没有“异中求同”，而是“有异有同”。
语言文字日常使用中的“正”、“异”、“繁”、“简”、“通用”、“非通用”的并存，是互通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互通中优选互补自发意向的表现；文字上如此，语言上如此，同文异文无不如此；如中文中有个习惯语“走后门”，英文的“back door”牛津双解的解释是：“后门；(形容用法，喻)秘密的：间接的；幕后的；暗中的”；Longman的解释是：“secretly or by a trick”；另有一个“under the counter”牛津双解的解释是：“暗中买卖的(如当缺货不易购得时)，Longman的解释是：“privately，secretly and often unlawfully。”中文“走后门”这个习惯语已妇孺皆知，它既指办事也指购物，在英文中“by theback door”指办事，“under the counter”指购物，对后者，Longman的解释较Oxford的宽一些，我从来华工作的英语教师口中得知，他们认为中文“走后门”泛指暗中的行为更贴切些，他认为即使单指购物，大件商品如冰箱、彩电，柜台底下也是拿不过去的，还得从“back door”搬出去，这是两种不同语文互通中的优选互补。
中国有十几亿人，世界有几十亿人每时每刻都在“说”话、在选择使用语言文字，他们是“约定俗成”中“说”了算的人；古代的仓颉和现代的“仓颉”们，不过是每隔一段时间做做整理工作而已。当然也有一个做得好不好的问题。
说《读书》
叶四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