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完的稿子静静地躺在桌角，等待着发排。我开始翻阅读者的来信，厚厚一摞，来自天南地北。有年轻的学生，有年迈的老人，有乡村的教师，有我无法断定他们身份的读者。我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辨别出各种各样的声调和音色：激昂的、沉静的、欢喜的、惶惑的、思辨的、愤怒的、回忆的……我忽而觉得，《读书》杂志就像一张桌子，它被放置在围着它坐在一起的人之间，于是，那些从未聚首的人们、那些完全陌生的人们，因此有了联系，因此有了可以测量的距离，因此有了生发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声音的场所。我记得一位哲学家的话，她的意思似乎是：共同的世界存在于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和评判的标准的；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
　　就在不久前，一位作者在《读书》上呼吁“让争论浮出水面”，这意思似乎是让不同的声音同时鸣响，让人们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辨别各自的位置、视点和含义。倘说学者和文化人喜欢含蓄，那么，《读书》的广大读者其实早就在实践这条原则。“家鸡野鹊，各有殊音”，庄子说得何其好呵！倘若有一天，人们之间的世界失去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力量，那将是何等的怪异。那位哲学家形容说：“这种情况……就好比在一次降神会上，一群人聚在一张桌子的周围，然而通过某种幻术，这张桌子却突然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两个对坐的人不再彼此分离，与此同时，也不再被任何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这是现代世界的最终的命运吗？也许是，但我不愿意。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我们难道不是应该揭示阻碍我们正常交往的那些力量吗？我们难道不是应该了解我们看待世界时的偏见吗？当我们指责别人声音刺耳的时候，不是应该测量一下我们自己的分贝吗？喧嚣固然不好，但我们不是早已厌倦了那长久的、令人压抑的沉默，我们不是早已懂得了自由的真谛并承认异端的权利吗？
　　当代世界的变化如此剧烈，以至倒退二十年，我们谁也不能预料今天的情景。我们听惯了智者的言辞，今天终于能够知道智慧的限度。为了探索这个世界的变化，为了理解我们的命运，我们能够做的，也许就是倾听不同的声音。许宝强先生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重读布罗代尔的历史资本主义，他听到了那些既定的陈说和理论在历史风浪中碎裂的声响；甘阳先生通过重新阅读柏林的理论，再一次阐述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含义，以及一元论的限度；包华石先生往来于中西之间，从绘画的历史中读出了历史所加于我们的厚障壁；……车臣往事、赵树理的故事、丹东与妓女，还有曾如流星飞过的高长虹……我本以为他们早已消失于时间的黑暗隧道之中，但这些历史的旧影如此地依恋这个并不那么明亮的世界。在这静静的夜中，我庆幸还有这样的人们，他们愿意在喧嚣的世界里，探幽烛微，为我们共同的、充满了矛盾和歧异的世界提供层次分明的背景。在联系着我们又分离着我们的桌子上，我们又多了一些话题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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