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以他体味到的历史情境和精神来开始他的带着孤独、尴尬、怅惘、困惑的追问，这样的状态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写作试图深入历史时的真实境况。当李辉以“沧桑”表述他对历史的总体感受时也同样表述了他自己置于历史之中的精神沧桑。可以说，他是在矛盾状态中穿透充满矛盾的心灵的。由此，他发现郭沫若、周扬、冯雪峰、老舍、邓拓、吴晗、梁思成、赵树理等“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李辉所要揭示的文人的命运悲剧正在这里。这些结不仅把时间捆住也把历史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是停滞的，历史是循环的但在这里是凝固的。李辉始终试图解开“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的理念与冲动，正是“沧桑看云”系列在思想上的最动人之处。应当说，李辉于此是谨慎的。他始终对自己是否能把握住历史的真实既抱有自信但同时也小心翼翼。正像他所意识到的那样：一个人只能描述他所观看到的历史一隅，而全貌则可能永远掩映在迷雾中。惟其如此，李辉的努力也就更显“悲壮”。他带着询问的目光向人在历史中的“极限”挑战。李辉在询问着。面对田汉“至死也疑惑不解的目光”我们会想到什么？“理想和信仰，风起云涌的时代，塑造了一代忠诚、热情、杰出的人物，却又为何任由扭曲的政治将他们吞噬。承受悲剧的究竟是田汉他们，还是历史本身？”梁思成以他的方式寻找着永恒，但又注定伴随着永远无法摆脱的困惑，他选择了梁启超为他设计的文化之路，但并不能避开政治；邓拓最终是以死的方式将文人傲骨与政治家的责任感、名誉感结合在一起；夏衍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左翼作家又处于怎样的境地呢？他们“未必不愿意用创作配合现实政治——以往曾这样努力地做过，也未必不把资产阶级的观念视为与革命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他们走过的路，他们长期生存的环境，他们因此而形成的所有修养、艺术观念，却又必然地与教条主义、简单化、片面化相排斥。他们投身于‘阶级斗争’，但此起彼伏的运动，令他们不能不感到困惑，感到疲倦。而当无休止的批判降临于自己身上时，他们并会发现自己已经渐渐为现实政治所冷落、所排斥，他们于是越来越陷于一种不能自持的境地。”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探询中，李辉把握住了已经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场景”中的基本冲突：政治与文化。由这一冲突形成的各种命题及其内涵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它的关注不仅需要学养而且需要学术勇气。李辉在《困惑》中说：“面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我们可以自豪，可以为能够亲自感应这个世纪的脉搏跳动而荣幸。但是我们却又不能不面对这个世纪文化的尴尬和困惑中成为大师的文化人。这个世纪的历史环境，造就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样也造就文化大师。可是，出现文化大师的过程，却是文化不断被轻视、不断被消解的过程。是他们衬托出了历史的尴尬，还是历史的尴尬把他们造就？”和许多人不同的是，李辉不是把这一冲突作为预设的框架去容纳活生生的心灵，也不是把他当作先验的理论来解剖复杂的历史现象，他是在对特定的历史场景的还原中，通过对个案的追寻来把握变动时代的人与变动时代的关系。但是，真要做到尽可能拨开浮云去穿透历史的某一深层，李辉首先要完成的是，对自身用以观察和辨析历史的知识和学理体系的超越。因为那些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知识”与“学理”有不少正是历史之误区。常常成为他追问历史的障碍，因此李辉对历史的追问，几乎首先是对自我的某些“知识”和“学理”的超越，在超越之中发现了为“知识”和“学理”所遮蔽的领域。而他在这些领域中写作的意义，也就超出了他本人现代文学、文化史的研究范围。譬如他对郭沫若与领袖关系的探析、对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解剖、对丁玲与周扬之关系、对赵树理与浩然的比较，对三十年代田汉们的自我否定与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间明显差异的发现，对留日与留欧学生选择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不同原因的询问等等，便提出对文学史的一些结论需要深思的问题。而对梁思成、吴晗、红卫兵等的研究，其意义则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其中的一些由解剖文坛的历史现象阐发的思想，带来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譬如他对左翼文化界宗派斗争的揭示：“一直困扰左翼文化界的宗派斗争，不管与之有关的人们是否承认，它始终客观存在着。”“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派别之争消失了，与权力相结合的宗派斗争，却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我所熟悉的文化界，正是如此。权力闪耀着美丽的光环，但一旦与无法明说的宗派情绪嫁接，便长成一棵歪歪曲曲的怪树。树上没有鲜花，却结下了苦果，涩果。”正像李辉所意识到的，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化现象，这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李辉的追问，促使他不断地去追寻和发现那些为我们的经验、观念、情感、理性和体制所遮蔽的部分历史，在这些发现中李辉也在不断地完成着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叙事人的塑造。
短长书
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