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读了严锋的《现代话语》(收入《世纪末批评文丛》)后的一点感想。严锋在该书中有一个极端化的比喻，这是针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反对话逻辑”而言的。他写道：“这里面，我们只见到说话的欲望，这真是人类交流的可怕图景，就像公园里常有的情景那样，草坪上放了无数个收录机，每个收录机都在播放自己的东西。结果，我们得到的是毫无意义的刺耳的噪音。如果说沉默代表了无意义，则说话是为了克服这种无意义，为了创造意义，但当说话仅仅代表了欲望，而非代表意义的时候，说话也就变成了沉默。”我们当代的文化情境的某些方面，无疑也类似于这种独白式的沉默。批评家要从这种混响的噪音中领略真正的乐音，需要敏锐的耳朵、清醒的头脑与澄静的心灵，从中离析症结、发现情境、展开对话，从而为走出当代的独白式的喧嚣提供新的思路。这需要切身的现实体验、认真严谨的理论思辨，更需要对东西方人文传统自觉的接续与融汇。认识到这种当代情境，而又要走出这种当代情境，在我看来，正是《世纪末批评文丛》的几位作者的共同特色。
文学批评，相对来说有两条不同的取径，一是偏重于理性分析，一是偏重于直觉体验。这两条取径自然并不互斥，但在具体操作时却难免有畸轻畸重之处。在《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中，《现代话语》(严锋著)、《叙事的智慧》(张柠著)、《彼岸与此境》(陈引驰著)更偏重于前者，而《个人情境》(张业松著)、《月光下的追忆》(杨扬著)，相对来说，则更以后一点见长。但从整体来看，他们却都保持了上海评论界一贯的优长之处，即“在意识形态和流行话语前保持独立文学品格，融自身于文学与生活之中去发现话题、提出话题的研究风气”(陈思和先生在《<栖居与游牧之地>序》中语)。
保持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不等于无视现象的存在，在“流行话语”前闭目塞听，拒绝正视，而是说，要在这些现象面前保持清明的心智，“物物而不物于物”，这确实需要心智的成熟与精神的超脱。失却这两点，恐怕难免陷身蛛网中的窘困与盲目趋时的浅薄。(曾几何时，在一片“后”学热中，某些评论家疑神疑鬼、咋咋唬唬，到处发现一片“后”景象，这些景象中，有几多是真实存在的，而又有几多是他们自我移情的产物，也真要仔细辨别才能分清。也许这种恶作剧式的理论冲动的最大的弊病在于忽视了自己的理论盲区，当理论走出自己的界限、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武器时，理论也就成了废品，除了化出一片幻境外，一无足观。)《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的几位作者中，严锋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张柠对“叙事学”与“东方文化”、陈引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曾下过一番研究的苦功夫，而他们能够“时刻反省”自己的“盲视区域的存在，不为自己的‘洞察’优势所蔽”(陈引驰语)，认真切人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内里进行分析、发现症结的严谨态度，也许更值得佩服。
以严锋的《现代话语》为例，在分析新时期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联系时，他不是从简单“X对Y”这一机械模式出发，而是首先考虑新时期文学接受现代派文学影响的实际特点：平面化、零散化、非总体性，然后采取“话语分析”的灵活方法，在文学接受的局部性与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而在具体操作时，他善于发现新时期文学接受现代派影响时的误读与错位之处，并对之一一进行疏解，进而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解读各种话语的独特涵义。严锋指出了这种接受的“深刻的不协调和错位”：“新时期文学需要人道主义，要张扬个性，要建立主体和自我意识，而西方现代主义骨子里都是反人道主义的”，在他们那里，“往昔的人道主义已经终结，只留下残迹或者说一层外壳”，但“恰恰是这层外壳在中国成了对现代主义的接受的起点与核心，热心的介绍者们把现代派作家的这种空洞的姿态和虚化的指向解释为对人性、人的价值与自我的进一步肯定”。在指出这种根本性的错位之后，他又对其中的纠结从各个方面做了疏理，体现出深厚的理论造诣、敏锐的艺术感觉与熟练的话语分析技术。假如说这还是成熟的批评家应有的素质的话，严锋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善于发现各种意识形态的虚幻之处，并能够以悖论式的警句对之做简练的表达，在疏解纠结的同时，敞开对我们的当代情境的一些创造性的洞见，由此从文学批评上升到文化批评甚至哲理思考。这种悖论性的语言的精妙之处在于他对当代文化情境的两难之处的洞察，这种洞察最后被他表述为一句话：“知识分子既有义务参与现代神话的建设，又有义务参与现代神话的拆解。这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在洞察了这种两难之后，也就为超越当代提供了可能与起点。此外像他对小说视点、无叙事模式的文化涵义的读解等方面，都有极为精辟之处。同样以理性分析见长的陈引驰与张柠，也有许多精妙之处。陈引驰不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精到的研究与评介，他对“文学史”模式的反省，对其界限的把握等等，都不失为颇具建设性的洞见。张柠的批评则显示出卓越的创造才能，在把叙事学与东方文化的一些核心观念嫁接的过程中，他使得叙事学这一技术性颇强的工具变成了优美的艺术创造，而由此得到的许多洞见则无疑给建设中国的叙事学提供了许多颇具活力的生长点。像他在分析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中，分析其符号的全息性、艺术表达的虚实互变(幻化)，以及体会“虚”的意义等方面，古老的东方思想在与现代西方学术的接合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由此把握史铁生的艺术构思，指出他“在创作中表现出的东方艺术思维方式，使他没有落入传统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老套路之中”，则显示了这种貌似玄虚的理论的实在性与可操作性。
与以上三位相比，张业松与杨扬的批评则更以个人体验以及由此引起的与作品的契合而引发的思考见长。张业松的《个人情境》一集中，在我看来，最优秀的也许是其集中分析“新写实”小说的“从写实看现实”这一部分。这里也有很认真扎实的理论分析，但这种分析，都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阅读感受为基础，其中的《小林：人物与事象》，真是达到了生存体验与文本分析融合无间的境界，同时其中不乏批判的勇气与真诚，在我看过的分析“小林”这一形象的评论中，可以说是最为优秀的。《一地鸡毛》的优秀之处，在于它揭示了恶劣平庸的生存境况之烦，以及这种“烦”对人的生命力与雄心壮志的磨损，可是这种磨损与“小林”这一代人的“精神贫困”却也不无关系。张业松指出，在“小林”那里，“物质贫困其实只是精神贫困的一种象征，他的一应日常烦扰，其导因并不在与秩序和权力的对抗，而在这种对抗的空洞性质，因为空洞，才使他在‘一地鸡毛’的围困中显得毫无应对能力，一经溃走便全线失守，只能向旧体制所定义的世俗价值投降，转而宗奉‘熬’与‘混’的犬儒玩世哲学”。在这里，他对“小林”形象的分析事实上已转为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精神上的解剖与批判。他的笔下，常常不免焦虑之感与怀疑之气，而由怀疑转为批判，则暗示了这一代人精神上的转折与新生的契机。与张相似，杨扬同样长于从体验出发分析、批评文化现象，例如他在分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城乡冲突”主题时，在指出中国城市的乡村化性质后，他把“城乡冲突”归结为现实权力秩序的体现与症候，这种洞见无疑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的现实生活经验。《文丛》还收入了陈思和先生的《笔走龙蛇》，这是他的第一本编年文集，首次在大陆发行；毛时安先生的《城市的声音》，则是组织沪上学者对当代大众文化现象的讨论，都不乏可观之处。
综合来看，《文丛》显示出上海评论界新生代广阔的理论视野、扎实的艺术功底与深厚的人生体验相当程度上的统一。如果他们能持之以恒，保持这些素质，并且汲取东西人文传统的源头活水，相信在未来，会显出一番大气象。
刘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