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年五月风暴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四十岁以上的法国人仍然记忆犹新，而事实上传媒与出版界对五月三十日的纪念似乎也多在追忆与怀旧的范围。由于五月风暴是一场由学生运动引发的群众自发社会抗议运动，对其进行描述并不容易，因而包括《新观察家》周刊在内的纪念与反思文章大多从某一角度切人。五月风暴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六七年大学生中的各种左翼团体的出现，但最直接的导火线则是六八年五月三日巴黎警察拘捕五百多名参加“反帝”游行的学生并查封了巴黎索邦大学。自此学生的自发抗议活动成为同警方的公开冲突。一万至三万激愤的大学生在拉丁区筑起街垒，走下工厂动员工人，使运动迅速蔓延至社会其他阶层，法国进入战后最严峻的社会冲突。然而这一运动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自发社会运动，既无政治目的，又无统一组织，当然也没有战略选择。此次运动是以当时总统戴高乐解散议会(五月二十九日)并于六月三十日戴高乐领导的执政党第五共和民主同盟取得大选的压倒性胜利而结束的。
从直接政治结局看，五月风暴是以失败告终的，但五月风暴从学生到工人，全法曾有六百万工人参加社会总罢工。不仅工人的利益经过此次罢工后有了重大的改观，学生运动所体现出的社会发展方向也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观察家》周刊主编吉达就此次运动的意义写道，从法国来看，这一次不算革命的革命使法国的学校、家庭、夫妻关系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五月的街垒使法国的左派放弃了乌托邦狂想，在催泪弹的烟雾中，新一代的以社会治理为己任的左派脱颖而出。吉达强调六八年的世界意义，指出：六八年兆示了共产主义世纪的到来，因为六八年并非法国的孤立现象。“六八年是墨西哥大学生大示威的一年，这一学生运动成为拉丁美洲各国对美国关系重新定位的一个深刻运动的先兆；同时在波兰华沙，捷克布拉格等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变革之风，甚至苏联内部异己份子也初露头角；而也正是六八年，美国承认越南战争失败，同意在巴黎同越南谈判。因而六八年实际上意味着世界战后秩序走向崩溃的转折，而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政治意义的，也是社会与道德意义上的。”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兰曾将五月风暴称为“文化解放”，即是说它将由社会、经济问题引起的政治革命转移至文化问题、种族问题、性、妇女问题等。在本期《新观察家》周刊上，法国思想界后起之秀李波维斯基(Lipovetsky)指出，三十年后来看待五月风暴，这既是最后一次十九世纪式的社会革命，也是后工业时代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作为前者，它继承了十九世纪那种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革命模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旗帜同时飘扬，人们要求改变生活，摧毁现存制度，颠覆资本主义甚至议会民主，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的。而与此同时，六八年又是某种近乎二律背反的一个历史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即是所谓新“文化自由主义”。五月风暴时，学生的口号是“将你的欲望当成现实！”“作一个现实主义者，要求不可能的事物！”这些口号体现了一种闻所未闻的新乌托邦精神，同十九世纪的那种形成庞大体系的哲学和政治乌托邦截然不同。六八年五月风暴是一次没有政纲的革命，它的特点是抗议一切，但却又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即是说呼吁人们起来造反但没有将来的指向，一切现存秩序从政权到团体都是它攻击的对象，它的目的就是反对秩序。
李波维斯基强调五月风暴政治话语与文化话语互相分离的两重性。五月的政治旗帜是马克思、毛泽东，文化旗帜则是马尔库塞、弗洛伊德，政治上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生活上则是享乐主义的。当时的口号如“我越是闹革命，越想做爱”便是这种精神分裂的典型写照。从这一意义上讲，五月风暴作为社会革命是失败的，但作为文化革命则是成功的。五月的梦想是最后一个集体之忧，它宣告了集体乌托邦的幻灭，留下了市场拜物教与缺乏伦理的自由民主伴随着孤独的现代人。不过，五月革命同历史上历次革命都不同的是，五月革命是一次为了现在、为了当下的革命，它不呼唤将来的到来，因而也就不呼唤牺牲、殉难，这一点正是五月的重要遗产，它同现今的时代精神相通。不过五月风暴是抗争、是冲破禁忌，现在的人们则是自我意志同社会秩序与道德价值的共处；五月的自我以政治建制与乌托邦作为参照系，而现今的自我则无所依傍。
刊海远眺
陈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