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五月，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爆发了有法国的“文化革命”之称的“五月风暴”。不满现状的巴黎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占领学校和教室，在拉丁区组织街垒战，以暴力的形式向保守的文化教育体制和陈旧的社会政治结构发出挑战。学潮得到很大响应并获得很多的民众支持。一时间，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打破，政党和团体也在这场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失去原有作用，试图重新组合，甚至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也在德国逗留时短期失踪
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任职的巴尔特似乎对这次大规模的学运缺乏足够的反应。在同行们或参加战斗或声明支持或充满好奇旁观的时候，他态度暖昧地宣布开一门研讨课，讨论语言与学生运动或语言与革命的关系问题。然而，革命热情高涨的学生们却在对他报以哄堂大笑之后，将他的研讨班与格雷马斯的研讨班合并成一个“语言批评行动委员会”。两位教师实行半班制，一人值一天革命班，就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等问题接受学生们的质疑，并且不经学生提问，没有发言的权利。
一天，格雷马斯当班的时候，学哲学的卡特琳娜·克莱芒从索邦大学哲学系赶来。她传达了哲学系大会上一致通过的一项长达三页的提案，提案的最后一句话是：“显然，结构从不上街”。研讨会上围绕这句话进行了讨论。第二天，索邦大学的走廊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巴尔特说：结构不上街。我们说：巴尔特也不上街。”
“五月风暴”结束了，但“结构不上街”这句陈述从此走红大西洋两岸的学府，多次以书面语或口语的形式被抛掷于结构主义者面前，某种程度上成了结构主义不支持“五月风暴”、在社会革命中“失足”的身份标记。格雷马斯去美国讲学时，经常一走进教室，就看到黑板上用准确无误的法语写的“欢迎词”：结构不上街！福柯在法国哲学学会作讲座时，遭到社会学批评家吕西安·戈德曼以“结构不上街”为武器的攻击：“绝不是结构创造了历史，而是人。”至于列维-施特劳斯，在事过二十年后所进行的《今昔纵横谈》中，他还不时因“结构不上街”而受到采访者迪迪埃·埃里蓬的追问……
哲学系大会提案的一句用语变成了学生大字报中的标语，最后又变成了一句孤立的无陈述主体的陈述：“结构不上街。”应该说，法国人精湛的运思技巧和注重修辞的传统，即便在激烈如“五月风暴”的社会冲突和思想对抗中，也令人拍案称奇。而陈述主体的转换乃至消失，更是通过话语对抗、思想对抗的虚拟，给一句极富修辞灵感的陈述涂上了某种普遍真理的色彩，使之成为无需具体话语主体支持的政治伦理箴言或意识形态指控。
肇事者罗兰·巴尔特似乎只能为此提供个人方面的解释。一九六八年五月，他没有上街参加游行，也没有公开声明支持学生。青年时期曾受肺病困扰的巴尔特“害怕人群，从身体角度讲并不勇敢”，并且至死都反对任何形式的“歇斯底里”。对戏剧的热情尤其对布莱希特“反歇斯底里戏剧”的发现，使他迷恋“布莱希特的社会姿态”，即有距离地表演，强调外在目光的重要。他喜欢写作胜于参加直接对抗，他唯一喜欢的政治话语是那种具有分析价值、能承受意义问题的话语，如他在最具“干预”色彩的《神话集》中所展示的那样。当然，“六八年五月”的语言方式也让他反感，对他来说，“在前台发生的事情，比如在索邦大学的梯形教室发生的事情，是言语，而不是文字。他似乎认为言语相对于文字是一种堕落，相对于文本是低级的，可以说是一种亏损。”
当然，巴尔特有思想趋时的倾向，这一点福柯在推荐他进法兰西学院的报告中委婉地点明了。而一九七四年与具极左色彩的后结构主义团体《太凯尔》杂志社成员所进行的中国之行，一半像是屈从于媒体与思想时尚的压力，一半像是对“五月风暴”中“失足”的补救。不过，访问归来发表在《世界报》上的低调、无味的“中国怎么样？”一文，似乎不是在谈中国，而是在谈他自己，谈他对无享乐、无文本事物和行为的厌倦以及在勉为其难地扮演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社会角色时所感受到的虚妄。
归根结蒂，巴尔特是从事文学批评而不是社会批评工作的。作为文学批评家，他对俄国形式主义者在“陌生化”方面的贡献并不陌生；而作为作家，他是强调文学行为的“不及物性”的。“结构不上街”使他产生明星惯有的失落并一度似乎尝试做些补救。然而，最后他还是更彻底地转向私人化、享乐主义、文本性，有《文本之乐》(又译《文本的愉悦》)、《爱情絮语》、《转绘仪》等为证。
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开除过的雅克·拉康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上了街，参加了游行。这一近乎偶然的身体行为被视为拉康与反抗现有政治社会秩序的抗议学生站在一起的象征。显然，拉康对青年的同情被过高估计了，因为他至多对“说话的政治”稍感兴趣。当然，他是不反对自己尤其是他的学说具有革命和激进的形象的，并且他也几乎是唯一一个有权将“结构不上街”从否定句变成肯定句说出来的结构主义思想家。比如，在戈德曼以“结构不上街”攻击福柯的那次讲演会上，是拉康不无得意地辩护说：写“结构不上街”这句话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说五月事件说明了什么的话，正是因为结构上了街。在结构上了街的地方写下这种话只能说明：人不了解他自己。
以“结构不上街”来指责米歇尔·福柯也许是最站不住脚的。首先，他有六八年五月“不在现场”的证据：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他在突尼斯大学哲学系任教。其次，六八年五月底他在巴黎停留了几天，也上了街，不过不是为了游行，而是为了散步。同行者《新观察家》主编让·达尼埃尔还从福柯口中听到了对游行者这样的评论：“他们不是在闹革命，他们就是革命。”当然，如果不愿拘泥于字面，我们还可以说福柯是“结构主义部族”中最具政治关怀和道义担待的成员。虽然他声言自己所做的是知识考古而不是结构分析，虽然他屡屡表示不情愿被视作结构主义者，但当结构主义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攻讦时，他是对结构主义事业捍卫最热忱、对结构主义的对手反击最猛烈的。
如果说五十年代福柯曾是法共党员、马克思主义者这件事实，在当时左翼占大多数的法国思想界知识界说明不了什么特殊问题的话，六八年“五月风暴”以后的福柯毋庸置疑地处在法国政治社会生活的风口浪尖上，几乎可以说是个兼职社会活动家，即便对政论家和新闻记者的职业他也显得有几分在行。
人们首先看到他走进了将被誉为“红色堡垒”、产生于六八年“五月风暴”及其后的高教改革的万森大学(现巴黎第八大学前身)筹建组。他主持建立哲学系的时候，努力地摆平招聘工作的知识标准(他要会聚“当今法国哲学精华”)和政治标准(到万森大学教哲学，无论如何必须参加过六八年五月运动)。人们还看到他曾“手执铁棍欲与共产主义活动分子厮杀”，也看到他“曾向警察投掷石块”……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后直到辞世前几年，人们曾在许多的游行、示威、请愿、抗议活动中见到他走在队伍前面，与让-保尔·萨特、伊夫·蒙当等知识界文化界名人一起，支持左翼囚犯、北非移民、越南难民、“团结工会”等等。有时甚至是纯粹个人的身心投入，比如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夜，他以意大利《晚邮报》新闻记者的身份去伊朗采访报道，甚至公开表示支持霍梅尼所领导的革命。
诚然，这些时刻的福柯已经不再只是要对“结构不上街”有所承担的思想家了(事实上他后期作品已成了“后现代”的经典)，人们徒劳地提醒他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身份，实际上他不仅在课堂上仍吸引着甚至无地立足的听众，还写作了人们注定要读到至少下个世纪的《知识考古学》、《监禁和惩罚》、《性史》等巨作。问题的根本也许在于福柯对结构主义的理解：“我认为结构主义对于经济、政治和思想结构用以运转的方式的严谨的理论分析是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不认为结构主义是知识分子闭门空想的独家理论活动；我认为它能够、而且应该同实践相结合。”
与福柯构成鲜明对照的是“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施特劳斯。一九六八年五月，主持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室工作的列维-施特劳斯常带着“人种学的目光”，去被占领的巴黎大学校园散步。除了参加过几次研讨会以外，他没有就事件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并没有感到那种沸腾并充满幻想的景象对他有多大吸引力，很快，他就表示厌烦：“我不同意他们砍树设障(树，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应该受到损坏)，不同意他们把大家的财产、人人都该维护的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堆，不同意他们在学校的楼房或其它地方乱涂乱画。我也不同意学校的教学和管理由于无意义的争执而陷于瘫痪。”总之，在注重实地考察和结构关系勘探的这位社会人类学家看来，“六八年五月”的发生，是“大学正在自我毁灭的结果”。
确实，这言论似乎有些保守，而列维-施特劳斯大概正是最少与社会结构发生抵触并具最多专业关怀的结构主义者。他曾经先后担任(战时)设在纽约的法国自由高等研究学校的秘书长、法国驻纽约文化参赞、法国人文博物馆副馆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而最引起其同事和追随者们非议的大概就是人选法兰西学士院(一九七三年)成为法国最高科学殿堂的四十名“不朽者”之一。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两个世纪以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借《波斯人信札》对这个保守、正统的“古怪机构”的恣意嘲讽。相形之下，站在二十世纪人文科学前沿的列维-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合作者形象确实容易使人产生困惑。当然，他有自己的专业解释并且借入院演说等场合向其同事与追随者们做了人种学的交待：“当一个人一辈子都在研究古老民族的礼仪时，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对自己所出生和生活的社会所具有的礼仪进行同样的研究”，“在法国，学士院是(礼仪)所继续存在的场所之一。我认为，为保存它作出贡献是我作为一个公民和人种学家的责任。”
人种学，一门“直接进行观察的学科”，为列维-施特劳斯提供了一种“遥远的目光”和“必须站在圈子之外”的学术立场。这使他对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知识分子形象持极大的保留态度。他对政治仅保持一种“正直的见解”；他的“干预”也仅限于自认为“内行的事情”。他认为自己学术上的权威以及获得在有限的领域内说话有人听的权力，取决于研究的成果，取决于严谨的态度。他说：在变得十分复杂的当代世界，“如果我利用这种权威评判一些我并不了解或了解不深的问题，我就会有负大家的信任”。
应该承认，这种极重学理关怀的职业态度与列维-施特劳斯本人对结构主义的界定是完全一致的：“结构主义过去是、现在继续是一种距离我们当代人所关心的重大事件很遥远的探索。”而这，又是与前面看到的福柯对结构主义的界定相去甚远的。
其实，用结构主义一词将上述性情不同、倾向迥异且深受各自专业影响的思想家们圈在一起，只提供了一种标签式的、类型化的方便，无法反映出各自独特的思想探索及学术个性。而让他们都对“结构不上街”有所担待，如果不是出于漫画化的企图，则是源于对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的那种思潮和方法的某种误解。可以说，作为哲学思潮的结构主义是对存在主义过度强调主体作用的倾向的一种反拨，而受普通语言学影响的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所捍卫的，是将主体和历史等因素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对系统中关系的构成方式进行客观描述和结构分析。它从未将自己视为人生哲学或行动哲学，也就从根本上拒绝了自己所无力承担的社会政治抱负。
诚然，它似乎做出过某种承诺，如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最后几页所表达的那样，试图系统揭示潜在的普遍社会心理结构。它也有某些煽情的时刻，如巴尔特《神话集》中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编码的揭破。在这些短期的应时的思想激情与一以贯之的“不及物”的知识关怀之间，有产生视觉反差的缝隙。它会使追随者感受到某种期待的落空，使思想界的对手有时间触到其与生俱来的“阿喀琉斯之踵”，使别有用心的人有机会进行来自各个方向的攻击。如“五月风暴”中“结构不上街”这句陈述的出现；如萨特的论断：“人文科学研究结构，试图把人简化为结构，但人面对这种做法时却在创造历史”。又如，在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不顾左派政府的压制，号召声援波兰团结工会时，当时以知识分子之友自诩的社会党文化部长雅克·朗格就以“典型的结构主义式的言行不一”这样恶意的语言来抨击发动了抗议运动的知识分子。也许德里达的评论稍有些道理：“结构主义存在于它的许诺与实践的差别之内，并且赖于它的许诺与实践的差别而继续存在。”(《书写与差异》)不过由“解构”的倡导者说出这样的话，难免有学术“接收”的嫌疑。
也许，“结构不上街”所提出来的真正问题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定位”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恼人的问题。如果就其一般意义来讲，“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最基本功能是对知识的探索与传授，或称“学理关怀”。也有人将其视为唯一的功能，如韦伯所言：“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应该是价值中立的，求知是其最高也是唯一的目的。”结构主义者在求知方面的贡献应该说是巨大的，由他们所开辟的学术视野及首创的分析方法，今天无论如何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共同财产。
只是，“知识分子”一词还有个词源学的说法，它似乎与某种道义责任相连，而这又是俄罗斯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在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季舍夫……“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诞生了。”(《俄罗斯思想》)知识分子，这个好像生来就有良心或良知的族类，也就带着对受难的同类的关怀出现于世界的地平线上。而有史以来最光辉的形象，无疑是捍卫了无辜的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的小说家左拉及那封著名的《我控诉》。法国的结构主义者似乎不像是作家左拉的传人，但在他们笔下为精神病人、受监禁者、遥远的部落与土著所倾注的思想与感情，不能不说是一种极深的道义关怀，一种使处于“话语中心”的人们产生心灵震撼的关怀。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也不是有些夸张的动物保护主义，它关怀的仍是并且总是我们的同类。
至于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问题中最难解甚至无解的。因为它经常要求的是知识分子身体的“在场”，而这似乎不是他的专长，他所受的训练也主要是脑力方面的。再者，创造了知识分子“干预”和“介入”功能的法兰西民族也提供不了几个能预言历史、总是站在正确一方的例证。至于另一形式的“在场”即所谓“表明立场”，列维-施特劳斯的下述意见不失为一种睿智的观察：“在十九世纪，有些知识分子还仍然躺在一种可追溯到伏尔泰时期的传统上生活。当时，维克多·雨果可以认为他能够判断自己那个时代的所有问题。现在，我认为这样做已不再可能。因为世界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在各种具体情况中需要考虑到的可变因素又数不胜数……另外，在捍卫一个无辜的人与耐心、艰难地设法仲裁政治经济利益、仲裁诸般似乎同样合理的要求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要进行这种仲裁，应该对人类、对环境并对解决世界同一地区出现的类似问题具有深刻的认识。”
从这个角度讲，“结构”不上街，也罢。
一九九七年岁末于北大蔚秀园
王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