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学术”、“思想”的严格分野是否成立，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问题仍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我们仍然可以设问：真正的学者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在学术活动中表达对具体现实的关怀？潜心于经典文本的解读是否应该成为学术品格的最高标志？也许，对个体的学者而言，或切近投入或离远淡出，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个人选择。然而，回避当下的生活世界、沉湎于象牙塔中的深奥谈论倘若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整体时尚，成为具有支配性的研究范式，我们是否有理由为之忧虑呢？
两年前，美国政治理论界曾就此有过一次颇为引人注目的辩论。话题缘起于印第安纳大学的杰夫瑞·伊萨克教授投寄美国权威性的国际政治哲学刊物《政治理论》的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政治理论的奇异沉寂》的论文中，伊萨克就美国政治理论界对东欧及苏联一九八九年以来的政治社会巨变所表现出的冷漠感到震惊，并由此对目前政治理论的学术风尚提出质疑。编辑敏感到该文所关涉的话题意义之重要，组织了其它五位教授的回应文章，连同伊萨克的始作及应答组成专题讨论，发表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号上，在美国政治理论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伊萨克认为，“苏东事件”对政治理论的意义是极为深刻的，它应当而且能够引发许多很有价值的理论研究课题，可以由此思考“犬儒主义世界中思想所具的力量，后现代时期中人文主义词语的相关性，民主运动的性质及其策略，深刻的哲学怀疑主义时代里自由主义的政治复兴，反基础主义年代中对政治基础的再度执着”等等。令人惊奇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发生在我们时代中具有丰富理论可能性的历史性事件，美国的政治理论家竟然表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淡然冷漠。一九八九以后的四年里，在美国五家最具权威性的政治理论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共三百八十四篇论文中，仅有两篇专论这一震撼世界的“苏东事件”。伊萨克诘难道，政治理论的经典思想家——柏拉图、马基雅维里、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无不深切地关注他们时代的现实事件，而我们自诩为这些思想大师精神后裔的当代政治理论家，何以对当今世界的重大事件如此回避？这种“奇异的沉寂”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伊萨克看来，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冷漠标志着美国政治理论对其应有的创新与批判特征的放弃，从一个开放的、具有参与性的人文事业蜕变为一个完全职业化、常规化、经院性的学科分支。在这种蜕变中，保守的“学术规范主义”成为支配性的研究时尚，政治理论家们太多地以貌似深刻的玄谈代替平白质朴的表达，醉心于注经式的典籍研讨或解读当代大师的文本，而摒弃从生活世界中寻找原生性的问题，精心于建构抽象的“元理论”而鄙薄对现实世界的“第一手探询”，从而日渐落入象牙塔中保守封闭的狭小圈子。伊萨克指出，这种以追求“理论深度”为名而嫌弃“第一手探询”的倾向正困扰着当代政治理论界，似乎探索具体实际的政治问题是劣等的工作，而讨论抽象的课题——诸如“自我的构成”、“社区的性质”、“阅读某一经典的适当方法”，或“探究政治问题的认识论基础”——才是更为严谨、更可称道的学术上品。这种倾向流行于那些具有强烈传统取向的学者之中也许不足为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自称为尼采主义者、福科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的“先锋派理论家”，在附和保守的学术等级规范，回避实践性批判的潮流中显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毫无“颠覆”“反抗”的先锋意识可言。
使伊萨克大惑不解的是，保守的“学术规范主义”为何至今还能左右那些甚至是最为先锋的理论家。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昆廷·斯金纳划时代的论文《思想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发表已有二十多年了，它宣示了英美政治理论中“传统神话”的解构。斯金纳、朴寇克、杜安以及福柯等人的作品已有效地瓦解了任何一种认为存在着一整套构成了权威智慧宝库的政治理论的观念。自此之后，大多数政治理论家都承认，政治写作是一种历史的、语境化的活动。然而，目前美国政治理论家们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依然紧紧地依附于经典，甚至那些声称要彻底解构经典的学者也淹没于各种典籍之中，纯粹成为他人文本的解迷者。
伊萨克在争辩中特别强调了问题的两面性。他认为，学术规范的确立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对学术制度的发展、学术成就的评议及专业知识的稳定积累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引导了知识的遵从性，阻碍了更具参与性、更关切现实的研究探索。同样，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传统，不能低估经典思想家及其理论的意义，但传统也可能成为桎梏前行的重负，成为巴克所说的遮蔽政治现实、束缚我们感知力和询察力的“高雅的外衣”。伊萨克意识到，理论的反思、抽象的概念和普遍的概括本身无可厚非，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他强调，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生活的——而不是超验的、奥秘的、柏拉图式的——世界才是(知性的和实践性的)问题的源头。我们因此有责任让自己介人世界种种经验的和历史的谜团，帮助揭示其政治现实，甚至进而去改善它。于是，历史和文本的解读应该与理解现实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及政治可能性这一宏大的事业连接起来，这也许不是政治理论的唯一任务，但却无疑是它重要的任务，而今天美国学术界的政治理论却恰恰将此完全边缘化了。
五篇回应伊萨克的文章在立场、态度和观点上各有不同。
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康奈利对伊萨克的诘难不以为然，他认为伊萨克的不满只是反映了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在企图介入公共事务时遭到了抗拒，从而产生的挫折情绪，与学术规范的健康与否并不相关。他批评伊萨克以“元理论”和“第一手探询”的划分来区别“相关的”与“非相关的”研究工作是幼稚和轻率的，这种概念划分只会让人们更多地卷入伊萨克自己所责难的抽象争论。康奈利自己代之以“适时的”与“不适时的”概念来划分不同类型的政治思考。在他看来，保持“不适时的”研究态度对于尽可能深入地探索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暖昧迷惑的现象反而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便会发现，我们所敬仰的伟大思想家大多将“适时的”介入与“不适时的”反思和谐地融为一体。像伊萨克这样的“实用主义者”尽可在《异议》、《新共和》及《国家》这类刊物上去讨论最为适时的话题，而大可不必对学术界的“不适时的”倾向大加讨伐。
另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科斯蒂·麦克洛的反应有所不同。麦克洛对伊萨克的忧虑抱有同感，但她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治理论家作为一种学术行业是否失去了前辈思想家们的伟大传统，因为这种传统从来就是暖昧不清、大可争议的。麦克洛以马基雅维里《论利维罗马史的前十部书》、托克维尔《旧王朝与革命》和马克思的早期手稿及《资本论》为例，表明政治理论史上的经典思想家并不是无可争议地像伊萨克所激赏的那样“不无深切地关注他们时代的现实事件”。从“政治理论的奇异沉寂”中，我们应该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建立更为健康的行业性的学术规范，而是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我们应当有理由怀疑：在二十世纪初成形的“学科建制”本身是否还适合我们今天政治思考的使命？欧洲知识分子如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对现代知识的制度化生产与传播所作的批判已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之而来的变化是“间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异常活跃，并产生了一大批与之相应的学术刊物，它们在介入现实政治与文化批评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在麦克洛看来，问题的解决也许不是靠祈愿一个更加完善的行为学术规范，而是要立足于摆脱行业结构的束缚，超越学科制度的桎梏，去开创更具批判性和相关性的政治理论研究路径。
普林斯顿大学的伊莉莎白·基斯教授认同伊萨克对当今美国政治理论界的看法，她坦言“我们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不愿触及现存政治的复杂性，而更热衷于写作‘对论述的论述’”。但她认为，在伊萨克指出了问题及其两面性之后，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政治理论应有的研究样式。这就要求我们更明确地审察政治理论内在的复杂性。基斯引述了舍尔顿·瓦林在《政治理论作为一种职业》一文中的著名论点：“承传”与“创造”是学科发展中两种不同的又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她进一步指出，承传经典当然是为了言说现今，但对现实相关性的过度执着可能会导致庸俗浅陋的功利风尚。基斯主张在政治理论的研究中建立“承传”与“创造”之间的有效互动关系，将传统文本的研究作为洞察当今政治现实的思想资源，以期产生最富创见性的政治批判，并将此汇入传统，使之常新不腐。
杜克大学的迈克·格雷思毕教授承认，目前有很多政治理论家把主要精力投注于经典文本的研究，不论是想从中汲取智慧还是试图将其解构。但他不同意这一现象可以被解释为学者们在道义上对介入当代政治现实的排斥。他认为伊萨克的解释不仅难以令人信服，反而掩盖了这个问题在知识论上的深度。在格雷思毕看来，“政治理论的奇异沉寂”是冷战终结所带来的知识分子的“失语”状态所致。任何参与性的政治批判都离不开一套理解与阐释的概念框架。而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对政治现实的理解与阐释所依据的概念框架是被东西分裂的冷战格局所塑造的。“苏东事件”的发生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图景，也同时打破了原有的概念体系。面对冷战后的新世界，政治理论家普遍地感到一种言说的困难，这种因缺乏适当而有效的认知概念所导致的失语状态需要我们以足够的耐心才能克服。
哈佛大学的塞拉·本哈比教授把“政治理论的奇异沉寂”归咎于美国激进知识分子面对“苏东事件”的暖昧心态。本哈比指出，二十多年以来，在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及“后福科主义”等话语的影响下，美国知识分子反对派对议会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人权、法制系统等西方主流价值观念产生了普遍的怀疑，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甚而致力于解构这些价值所依据的哲学基础。而以捷克作家哈维尔为代表的东欧异议知识分子，却在他们的政治批判话语中极力肯定和高扬这套价值观念，并在“一九八九革命”中将其诉诸实践，成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种东西方政治批判话语的巨大反差使美国左翼知识分子难以评价“苏东事件”的政治意义，只好对此保持沉默。
伊萨克教授在应答中表示理解问题的种种复杂性，但他仍然坚持美国政治理论界要对目前的学术风尚进行批判性的深刻反省，他认为所有的困境都不足以成为回避政治现实，满足于象牙塔内深奥晦涩的经院学风的借口。也只有在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开放心态下，政治理论才有可能突破目前的沉寂状态，产生具有原创性、批判性和理论丰富性的研究成果。
美国与中国的社会背景与知识语境有很大的差异，但这场关于学术风尚的争论对我们也许不无启示。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注重建立和完善学术规范的呼声中，我们尤其应该警觉全面退入象牙塔、单纯依照既成范式和经典文本去营造学术规范的局限性，以此深入思考经典性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性的现实关怀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并理解这种联系对于形成健康学术风尚的重要性。否则，对于学术规范的热衷也许并不能带来具有当代性的学理成熟，也不能真正超越八十年代的浮夸学风。相反，它有可能圆说某种学术与社会责任的虚假对立，导致知识分子社会功能和政治人格的萎缩，回避在社会转型时代所应承负的历史使命。
刘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