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的天后行宫一九五八年后改为“烟台市博物馆”。据传，胶东一带的城镇都有天后(妈祖)的宫庙，因为这一区域的都市化极大地受益于近代山东与福建沿海的海上交通。也可能正是因为此，天后(妈祖)宫庙的空间位置往往被设定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至少，烟台的天后行宫便是如此。从建筑的风格来看，这座“行宫”符合中国宗教庙宇的建设规制，而与现代式的博物馆建筑毫无相似之处。它的占地面积约五百平方米，其大门、戏楼、大殿及东西廊庑沿南北中轴线对称排列，布局严谨。大殿内奉祀从福建南部传来的天后(或称“妈祖”或“天妃”)，庙宇各处的雕镂模式，综合了我的家乡泉州的天后宫和开元寺的风格，就连山门上雕刻的“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文武访贤”、“苏武牧羊”等民间化的故事，也与我所见之闽南地区民间艺术文化完全一致。
在烟台这个北方沿海城市看到来自家乡的文化形式，使我对胶东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不过，我应当承认，在这里见到家乡传来的天后信仰，我并没有感到卜分惊讶，因为我从近年的大量宗教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中了解到，天后信仰在中国东部沿海(包括台湾)以至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广泛存在，而胶东的天后信仰也正是这个被某些学者称为“妈祖信仰文化圈”的组成部分。美国人类学家华生(James Watson)的研究表明，天后原为民间的“妈祖娘娘”，这是一位姓林名默娘的姑娘，幼年时在闽南地区的湄州岛成神，经常在海上保佑华人船民的安全，并因为其在元、明、清诸帝国保护海疆中表现出“德以配天”的灵性，故而被朝廷封为“天后”、“天妃”、“天后圣母”云云。由于民间与官方对于天后共同推崇，天后成为亚洲沿太平洋地区海洋文化的核心信仰。胶东地区之所以流传这个信仰，恐怕正是因为它也是这个文化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烟台天后行宫所给我的惊讶，是几幅很少人加以重视的石刻楹联，它们分别雕刻在戏楼、山门及大殿之左右：
戏楼：
从八百英里航路通来揭耳鼓闻韶是真邹鲁海滨何分乐界
把二十世纪国魂唤起放眼帘阅史直等衣冠优孟同上舞台
山门：
熙朝崇祀典鲁晋闽并分一席
湄岛现慈航江河海普护千艘
俎豆荐他乡何异明<SPS=1289>修故里
灵神周寰海依然宝炬济同人
仙霞缥缈
境似大罗
大殿：
地近蓬莱海市仙山瀛客话
神来湄渚绿榕丹荔故乡心
榕嵩荷神麻喜海不扬波奠兹远贾
芝罘崇庙祀愿慈云永驻济我同舟
从格式来看，烟台天后行宫的楹联与同类宫庙大致相同。不过，它们的内容却有着浓厚的时代特征，并因此而与其他宫庙楹联形成很大差异：在时间和空间上采西历的“世纪”与“英里”之说；在内容上强调不同华人商贾(如“熙朝崇祀典鲁晋闽并分一席”一语便为典范)共同受中华帝国天后神灵的佑护；强调华人商人共同在跨世纪的国际商业舞台上争取自己的席位。假如这些楹联出现在当今，那么我们便不应对之加以渲染了，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跨世纪的期待与紧张情绪，已经为人们司空见惯了。但是，这座天后行宫的建筑年代和楹联的写作年代，不能不使我们对它们给予一定的关注。
烟台天后行宫始建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前后历经三十二年才于一九○六年竣工，其竣工时间早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五年。那时，西历的“世纪”之说尚未成为官定的时间推定方法，多数民众也依然生活在中华帝国老黄历的时间流程中。面对一个摇摇欲坠的朝廷而言，“世纪的跨越”这个概念隐含着许多危险的因素，因为这个时间界线是那些给这个帝国带来莫大冲击和挑战的外来“红毛鬼”(洋人)的发明，而它所标注的时间转折，也可能潜在地威胁着这个传统帝国的延续。对于那些生存在死亡边缘的一般民众而论，世纪跨越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恐怕也并不比历史上的朝廷更迭来得顺当。因此，从许多角度来看，处于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时间转折过程中的中国人，最好是忘却了“世纪”这个词，忘却这个可以被称为“象征型暴力”的断代方法。然而，烟台天后行宫的建设者敢于直面中华帝国的时间命运，他们的代笔者在楹联中为这些勇敢的先锋表达了一个冒险的意愿：“把二十世纪国魂唤起放眼帘阅史直等衣冠优孟同上舞台”。
天后行宫的主人，是福建船帮，所以这个行宫后来也被称为“福建会馆”。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宋元时期航行在世界的大洋之中，也曾经因其在“怀柔远人”中的贡献而受朝廷的褒奖。不幸的是，随着元帝国的消亡，也正当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皇家逐步承认海盗在其帝国扩张中的积极作用时，保守主义的明朝统治者实行了一项“海禁”政策，使宋元时代的远航华人商贾的地位降低为“走私的海盗”，而不能像欧洲的“官方化海盗”那样横行于大洋之上。到了十九世纪，他们从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商战中找到了自己生存的夹缝。“不择手段”的非法走私和强盗行为自然是这个夹缝的空间拓展手段，而随着残酷的海上商战的部分成功，这些古代官商的后代、清末的船上黑帮，逐步建立了自己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势力。能够在殖民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烟台的城市中心建立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地的天后行宫，可以说正是他们的部分成功的一种象征。
当天后行宫得以在一座富有外来殖民主义色彩的城市中屹立起来之后，福建船帮的成员们每年于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及九月九日天后得道升天之纪念日举办两度宏大的祭祀活动。他们不仅聘请技艺高超的艺人到戏楼表演古装历史剧目，而且还成群结队地用一座豪华的鸾驾把天后迎到烟台的大街上招摇过市，张扬船帮的群体凝聚力与赫赫威风。“从八百英里航路通来揭耳鼓闻韶是真邹鲁海滨何分乐界；把二十世纪国魂唤起放眼帘阅史直等衣冠优孟同上舞台”这两句话，不仅显示了天后行宫戏楼表演的历史剧的风度，也表达了船帮在世纪转折的关键时间点上于中华帝国的“边陲地带”与欧洲殖民主义者竞争立足之地以“唤起国魂”的雄心。
我没有充分的历史证据来恢复福建船帮海上商战的具体历程。不过，从烟台天后行宫的观光性考察中，我应该说已经能够获得颇多感悟。在今天这个“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的时代来反思世界格局，使许多人类学者意识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五百多年历史，就是西方支配权逐步扩张的历史。一些人类学者把这个历史发展的后果形容为权力交织过程中产生的欧洲历史普世化，与这个特别的普世化联结在一起的被认为是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的终结。也因为此，著名人类学学者沃尔夫认为，欧洲的世界史，就是非欧洲民族历史被忘却的历史。天后行宫的历史表明，几乎被忘却的中国东部沿海船帮的故事，证实了潜在的历史动力的存在与力量。从这个故事的重构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被压抑的“灰色势力”(船帮)，如何在帝国权力的格局中寻找一种主流历史的颠覆。
对于一个从事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而言，船帮提倡的跨世纪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世纪转折的象征表述有许多差异，也因这些差异的存在而显示出它的独特魅力。船帮从天后行宫的兴建而创造出来的主流历史的颠覆，与南太平洋土著岛民的“船货崇拜”构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它不把舶来品当成神的自然赐予和从天而降的礼品，反而为获得这种物品的手段进行了现实主义的定义。这种历史的颠覆，与盛行于许多非西方社会的“文化复振运动”也构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它不像那些本土文化的幻想式重构那样将过去当成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反而在近乎冷酷的现实意义上以一种近乎“非法”的方式来展示历史对未来的启示。对我来说，正是在这双重的差异中，船帮通过天后信仰的传播而展开的跨世纪象征斗争，达到了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极端的话语的深刻警示。
田野札记
王铭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