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货币联盟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起因，但它最主要的成立动机是对“美元特权”的挑战。
“美元特权”，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反复强调的概念，它指的是：其他国家当国际收支经常帐户不平衡时，都不得不进行一番痛苦的国内政策调整，如削减公共支出和降低进口等；美国则不然，它长期处于国际收支经常帐户逆差的状况，却可以通过印刷美元，弥补逆差。这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手段，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接受美元为本国的外汇储备。简言之，其他国家必须“挣外汇”，美国则可“印刷”自身的国际支付手段，从而不费吹灰之力支配外国创造的财富(这正是长期国际收支逆差的实质)。例如，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剧增，但约翰逊总统既不降低进口，不增税，也不削减公共支出，反而还发起了扩大社会福利的“大社会”计划。这在别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IMF早来干预了。又如，美国今日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人均负债二万美元)，这是它国际收支经常帐户长期逆差的必然后果，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储备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就是外资流入美国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从第三世界角度看，是极不合理的；最富的国家，竟还要资本输入。
美元的这种特权，是以单一国家货币为整个世界储备手段的必然结果，英镑在一九三一年前，也享有类似特权。戴高乐勇于向特权挑战，但他在法国经济学家吕埃夫(Jacques Rueff)影响下所提出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恢复金本位制，却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是金的生产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速度，且又给产金大国——前苏联和南非——新的特权。
为了真正废除“美元特权”，任教于耶鲁大学的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了建立“世界货币”——IMF“特别提款权”——的设想。特里芬(Robert Triffin)是二十世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杰出理论家和实践家，他的著名的“特里芬悖论”已作为战后国际金融史教科书。两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朱小华副行长推荐翻译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沃尔克的回忆录(沃尔克和行天丰雄，《时运变迁》，中国金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他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过程的记述，就是以“特里芬悖论”为线而展开的。
所谓“特里芬悖论”，是指如下两难局面：在美元-黄金固定汇率制下，美国政府保证三十五美元可兑换一盎司黄金；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其他各国储备资产的来源，若美国停止不平衡，势必减少他国的流动性储备；但另一方面，若美国长期不削减国际收支逆差，又会使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下降，因而争相拿本国的美元储备兑换美国政府的黄金(戴高乐就是这么做的)。特里芬本人提出这一“悖论”，是为了说明“美元特权”对美国也是有成本的，从而劝诫美国政府为了自身和世界的长远利益，放弃“美元特权”。但令他失望的是，自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一年决定让美元汇率浮动后，美国政府智囊机构的主流，认为“特里芬悖论”已被浮动汇率制解决了。特里芬却并不因此认为，因为“美元特权”的根本——某一国货币是世界储备来源——并未因美元与黄金脱钩而消失。他所倡导的“世界货币”——IMF“特别提款权”——亦因美国政府的反对，而仅仅获得了名义上的IMF官方储备地位。
有鉴于此，特里芬于一九七七年从耶鲁大学提前退休，返回比利时，全力投入欧洲共同体的工作。一九七八年，他担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詹金斯(RoyJenkins)的顾问，首次提出了“欧洲货币单位”的设想。一九七九年，“欧洲货币体系”成立。这就是一九九九年“欧洲货币联盟”的前身。用特里芬的话来说，为使美国放弃“美元特权”，必须对美国使用“胡萝卜加大棒”(carrot and stick)，“欧洲货币单位”(ECU)正是“大棒”它向美国昭示：欧洲将不再以美元为主要的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手段。这就是对“美元特权”的釜底抽薪。
欧洲货币联盟的出现，对我国国际经济政策的选择，应有重大的启示。目前，我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其中以美元为主)，但大都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了。这等于支持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长期逆差，为“美元特权”助一臂之力。考虑到当前国内总需求不足的形势，我国应及时将外汇储备的一部分从买美国公债转向进口国外先进设备，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总之，欧洲货币联盟之登上历史舞台，激励我们深入研究今日国际金融体系的来龙去脉，力争为建立一个公正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崔之元